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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挽救党和红军的“六次会议”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通道会议
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黎平会议
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
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基调。张闻天作的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摆到桌面上来了。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扎西会议
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
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
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来源：《解放日报》<2016年9月20日> 作者：孟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