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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

  • 文章来源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发布日期 : 2012-08-23
  • 阅读数 : 1165

  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汪荣祖

  “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研究所毕业以后一直教学到现在。”1971年,汪荣祖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毕业,此后在东岸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一教就是31年。大学所在的柏堡是一个大学城,人口不多,气候适宜,汪荣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每天上课结束就做自己的学问,写东西、看书,生活很悠闲。唯一的问题是资料缺乏,但这些也并非是解决不了的困难。“一方面我自己的藏书很多;另外,柏堡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开车只要4小时,借书很方便。”在这种安静的环境当中,汪荣祖的兴致很高,学术上也取得了越来越丰沛的成果。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学九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16本中、英文著作。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这“简单的人生经历”背后,是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萧公权、钱锺书、何炳棣、李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也谈到了徐子明、萧公权、钱锺书等对他一生学术产生的重要影响,还谈了他对胡适、蒋介石等人的研究或评价。

  学业、学问及师友杂忆

  读书报:您祖籍安徽,出生在上海,后来是怎样的机缘去了台湾?

  汪荣祖:这与我父亲早年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读书有关。这所学校于前清成立,民国时期一度中断办学,到民国二十多年才恢复,我父亲是恢复后第一届学生。毕业以后在船上做大副,后来一直做到船长。台湾光复后,港口都是日本人掌控,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1947年我父亲和其他好几个资深船长被派往台湾当领港。

  读书报:您在台湾的求学经历大致是怎样的?

  汪荣祖:“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都讲白话。像陈寅恪、钱锺书他们那种家学式教育没有了。可是我比较幸运。我10岁的时候,大陆很多人(大部分是军人,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逃难到台湾,因为父亲在台湾组织成立了安徽同乡会,一些同乡来寻求帮助,其中有一个叫吴博全的,因为没有工作,就经常来我家里教我学古文和旧体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前清翰林许承尧的学生。

  当时我也是稀里糊涂跟着他背古文。我现在会做诗,全是因他的教导。有了这样一个底子,我就对文史有了兴趣,高中时就已经开始读前四史。

  读书报:您跟着吴博全学了多久的古文?后来和他还有来往吗?

  汪荣祖:大概就在我10岁、11岁那几年吧。后来他到了台北,而我们家在南部,彼此几乎没有联系。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总编辑。后来他到了《联合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从美国回来时,他当时已经是联合报的股东。他60多岁因病过世。我蛮感念他的。

  读书报:台大历史系读书的经历对您后来有何影响?

  汪荣祖: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很不错,集中国南北之精英,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的都有。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第一流的学者像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都没到台湾,去的人中有清华的刘崇鋐,中央大学的沈刚伯、张贵永等。

  读书报:这些学者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谁?

  汪荣祖:大学念书期间受惠最多的还是来自中央大学的徐子明先生。他在南洋公学和陈寅恪同过学,后来留学美国。当时一个德国教授很欣赏他,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深造。民国四年他回到北大教书,傅斯年是他的学生。可是他反对新文化,反对胡适,认为他们把中国的传统切断了,所以一直批胡。这导致他后来在北大呆不住,到了中央大学。因为反共,后来又跑到台湾。可是在台湾,高校里还是清华、北大派掌权,傅斯年在台大做了校长。他很反感,就被边缘化了。

  读书报:这位徐先生的学问如何?

  汪荣祖:相当有学问。然而学生们把他看作老古董,很少有人选他的课。他的专业是西洋史,他开的西洋史课一个学年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也不敢逃学。后来他开始教国史选读,目的就是教文言。他说胡适搞新文化运动,学生看古文像看天书一样,他要拯救古文。

  读书报:您当时跟胡适有没有打过交道?

  汪荣祖:胡适是我的老师吴相湘的老师,1959年,吴湘相带我们去南港见胡适,我趁机问他文言、古文该怎么学。结果很惊讶,他回答说古文根本不需要念。我想我们学历史的人怎么能不念古文呢,徐子明骂得有道理。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几位影响您学业的老师,到美国后,还有谁吗?

  汪荣祖:萧公权老师,但我没毕业他就退休了。因为住处离得近,他退休后我仍经常向他问学。萧先生很谦虚,不喜欢应酬,很少跟人来往。我毕业后经常跟他通信。

  读书报:你和钱锺书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能否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他对您有过影响吗?

  汪荣祖:钱锺书对我影响很深。改革开放以后他来美国,当时我正好在台湾,没见着。我写信给他,他马上回信(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的75封信)。此后每次我到北京都去看他,他也很希望我去看他。我在他家跟他一共谈过4次,我们很谈得来。

  最近我读了他的中文笔记,觉得他的学问真是了不起。外国人说钱锺书很可能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中国人。

  读书报:钱先生给您的75封信收入钱锺书集了吗?

  汪荣祖:没有,我不会发表。我曾经征求过杨绛先生的意见,他说钱先生不喜欢任何人公布他的私函。杨先生这些年很困扰,因为钱先生说话一针见血,有时会得罪人。说一些评价人的话,有人会再添油加醋。杨先生说,如果公布这些信,其中总有一些话会被人家挑剔。

  读书报:钱锺书看人眼界很高,您应该是他少数好朋友之一吧?作为史学家,您对这段友谊打算写些什么吗?

  汪荣祖:钱先生是我前辈先生,我正在写他的传记,书名叫《槐聚心史》,写他的心灵世界和学术世界。全书计划至少20万字,目前写了10万字左右。我以往研究那些历史人物,都只是根据材料,而钱先生不同,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有些来往,我想应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

  对蒋介石的评价不会改变

  读书报:您与李敖曾经合著了《蒋介石评传》一书,能否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况?

  汪荣祖:李敖是蒋氏父子那个时代最敢讲话的人。当时台湾一面倒,对蒋一片歌颂,可是他敢批判,而且还拿出实实在在的依据。举个例子,蒋介石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的身份证也是这么写的。但李敖去查的结果是,日本那几年毕业生里根本没有蒋介石,甚至连姓蒋的人也没有。

  读书报:李敖为什么选您一起合作?他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他对您的评价很高。

  汪荣祖:我那时候在美国教书,看到李敖很多批蒋的文章,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蒋介石传呢?”我说在那个一面倒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他就抓到我,提出要合写。其实主要都是他的成果。书出版后第一版就销了2.6万册,这在台湾很少见。

  他所谓正义感是因为我跟他能够一起批评蒋介石,因为当时学界没人敢、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读书报:您对蒋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年随着胡佛研究院蒋的档案的解密,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得到修正。您对此怎么看?您对蒋介石的评价有所改变吗?

  汪荣祖: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读书报:大陆的杨天石先生近年来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解读,反响很大。您如何评价蒋日记的价值?

  汪荣祖: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根据它来了解这个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记牵着鼻子走,因为日记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紧要的是,没有人怀疑他的日记是假的。其实,我和杨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来过,他到美国是我给他申请的。我觉得他有点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为此,前两年我还跟他打过笔仗。他认为蒋介石曾经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我说没这回事情。他说在日记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万块美金去德国活动,但全无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记里说准备若干钱要去月球,你能说他登上了月球了吗?

  4月份我在北大做了个演讲,题目就是“胡适与蒋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胡适和蒋介石纠缠了一辈子,胡适想影响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想影响胡适,也失败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把胡适骂得不像样子。像这种事情都揭示了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他把胡适当政客。胡适哪里是政客呢?胡适反对他连任,他又说胡是叛党叛国。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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