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史频道连载的《别样风雨》一书，是根据已离退下来的我国驻外大使和其他外交官的回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情实录。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机密性，长期以来有关外交工作和外交官工作、生活的回忆文章发表很少，众多读者对外交工作缺乏了解，甚至感到很神秘。本书是读者了解我国外交官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不错的历史读物。
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
“目暖”酒香枫叶红
1972年金秋，组阁刚刚两个多月的日本内阁田中角荣首相，接受我国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52名高官成员，乘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于9月25日11时30分直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随行的还有八十多名媒体记者和近百名先期抵京的电视转播和卫星地面站的技术人员。
早在中日民间来往频繁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就说过，两国恢复邦交这样的大事还得靠当政的领导人，但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不过我们可以等待，北京的机场随时准备为之开放。实际上，我国政府也一直准备采取行动，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当时的鸠山一郎首相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还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过直接接触。但囿于美国压力，日本无法实施独立自主外交而做出响应，致使我国的中日两国官方关系正常化设想与计划未果而搁浅。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以“决断和行动力”著称的田中首相终于来到了北京。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外交部姬鹏飞部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协会长）等都亲临机场迎接。当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握手的那一历史瞬间，作为为中日友好事业献身的普通一员，我内心深深为祖国的强大昌盛、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充满感慨。我相信田中首相也是感触满怀。他对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害过的中国人民所给予的热情欢迎和款待，不会无动于衷。田中在钓鱼台写下的诗句“邻人目暖吾人迎”，表示要在日本离宫改造为迎宾馆的时候请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访问日本，如此等等，均可资证明。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从机场亲自陪同田中首相等日本贵宾驱车到钓鱼台国宾馆。国宾馆18号楼迎来了第一位访华的日本首相。
田中首相对周总理说：“刚刚喝了一点茅台，略有醉意，感觉很好，但是酒兴未尽，会谈完了还要喝点。”周总理会意，马上说：“愿意喝，可以再送些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换成茅台。”田中点头致谢并说：“确实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总理指着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说：“茅台酒产在他的家乡贵州省，是红军长征时候发现的。‘威士忌’喝多了会上头，而‘伏特加’不如茅台柔和。”田中连连点头称是。
“添了麻烦”掀起波澜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的当日下午，中日双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立即正式展开。谈判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中日两国总理与首相的小范围限制性会谈；二是两国外长的会谈；三是双方主管官员级别的工作会谈。两位总理和首相主要就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陈述并交换意见，外长根据首脑会谈的精神和指示，商讨起草联合声明，由主管负责官员具体落实文字。日方参加上述后两个层面会谈的成员分别有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张香山，亚洲司司长陆维钊、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处长陈抗等。
在整个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中日两国总理和首相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两国外长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一次非正式会谈。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以及修改确定《中日联合声明》文字的一些具体工作。
我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与见解以及《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是1972年7月由周总理全面阐述，通过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带回日本转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日方关于谈判的议题是由小坂善太郎率自民党各派议员团访华时带来的。就在田中首相访华前夕，日方托资深议员、大平外相的亲信古井喜实带来了日方在研究我《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后拟出的《联合声明大纲》。中日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大体一致，但在对我方所提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以及对第三国关系的认定与文字表述上还存在分歧，有待商榷。因而整个谈判的过程，历经艰辛，充满了斗争。可以说《中日联合声明》的每一段文字，乃至每个用词的敲定，都费尽了心思，凝结着血汗。
在双方谈判中最先遇到的难题是日方对侵华战争道歉的表态。这个问题是由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引起的。本来在互换草案中，中日双方同意在前言中简述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日方表示道歉，但是未落实文字。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士听了都感到吃惊、别扭，当场就议论起来，表示不满。田中的这一表态被公开报道后，更是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伤亲之仇的人了。田中向周总理做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首先是要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承认讲得不够，要设法改。
我方谈判和接待班子中有不少是山东和东北人，对日本侵华都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日本军主义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无论是抚顺的“万人坑”还是哈尔滨的“731”细菌杀人工厂，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血证。千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巨大伤亡与损害，岂能用一句“添了麻烦”了结！我私下对桥本恕说，连我上大学学日文，家乡父老都反对。他们痛恨“日本鬼子”，正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呀！日方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行得通呢？
针对日方对“添了麻烦”词义的解释，我方还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辞书、辞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的不足、不当。桥本等人连连称“厉害”、“折服”！
后来在两国外长会谈中，日方表示愿意照中方的意见修改，准备拿出一个方案来商量。9月27日晚，毛主席会见田中首相时一上来就问起：“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么样了？”田中称，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啊！”在当天夜间，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第三次会谈中，大平提出并亲自口述对战争加害反省的措辞，为中方所接受。最后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就是大平口述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的反省、谢罪之意，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为我们经常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留下了依据。
“心似巨岩碎大涛”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约”。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复邦交三原则，即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田中上台后，甘冒政治与生命的危险，优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派自民党老资格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各派议员访华，以最终协调统一党内意见；同时派执政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去台湾安抚、摸底；然后自己来华谈判，最后解决问题。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是不愿造成混乱，不愿视与台湾“建交、缔约”并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的结束”从一开始即为非法。田中还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予以照顾。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任何异议，但日本政府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见解，等于多年来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场的表达以维护日本在台利益与人身安全（当时日台年度贸易额有十几亿美元，日赴台每年18万人次，台赴日每年5万人次，在台日本公民共3800人）。随后，在两国外长谈判时，代表日方做主旨发言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从法律的角度讲述了所谓“日台条约”以及“战争状态结束”、“赔款已经处理完毕”的“合法性”。
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内容，就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大难点，谈判的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有刚有柔，表现出了原则上的无比坚定和具体方式上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针对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周总理在与田中首相会谈中首先肯定、称赞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表示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建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对日方面临的困难予以照顾，而不是相反。周总理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而不是拘泥于法律条文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
接着，周总理极为严肃地批驳了日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在发言中死抠条文不放，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出来作为依据的错误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的，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对复交的意愿和精神。”
联系到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是从友好大局出发，也不想使日本人民负担赔偿之苦才主动放弃赔款要求，而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如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总理的发言，义正词严，有据有利，令日方无言以对，也让我们这些参与谈判工作的人深受教育。
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表示愿意继续考虑中方的意见并同意由外长继续开动脑筋，磋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合适措辞。
针对周总理的严肃批评，在双方会谈结束后，一回到钓鱼台宾馆，田中便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对他们讲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角尖，靠你们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和办法，责任由我来负。
众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经多次对人讲过对周总理的深刻印象和钦佩之情。此次来华，在与周总理直接对话、接触以后，他曾在宾馆白纸上写出了如下评价周总理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佩跃然纸上。
在中日最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告诉周总理，他已经明确指示大平：《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对外宣布中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台条约”也随之废弃。他还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愿向中方打招呼。双方还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的争议。
周总理称赞田中为实现中日复交所作的贡献。他说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此次田中首相来华已经体现了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总理特地把《论语》中的这六个大字题赠田中，以示中日新关系从“言必信”开始，日方要吸取过去半个世纪的教训，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两国关系。田中深为感动，也以东方人特有的方式做了回赠，挥笔题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这是出自日本飞鸟时代当政者圣德太子之口、曾经载入日本旧宪法的一句话。田中以此表达他恪守信义、履行承诺的心愿。
绞尽脑汁“苦汗泉”
9月2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姬外长陪同下游览长城，大平外相随行。两位外长在往返长城的路上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在就《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表达等进行商谈。大平谈了在前言中加入理解复交三原则和关于“结束战争状态”以及两国“尽快”交换大使等问题，并表示当晚提交日方最后对案。此次赴长城途中两国外长的对话，成为日程之外追加的外长非正式会谈。
9月27日夜，中日两国外长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议，在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敲定符合双方立场的联合声明。双方谈判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位外长就“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最后的商定。
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经过对双方所提方案、对案的讨论和比较，中日双方基本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日方表述理解与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声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条约’、避开‘确认战争状态结束’字样。”
鉴于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双方同意在正文中以“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取代“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而在前言里写明“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原来我方方案正文里“不正常状态”前还有一个“极”字，大平认为“极不正常状态结束，容易造成尚有某种程度上不正常的误解，莫如换成‘迄今为止’”。我方接受了这一提议。
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认为：日本是《波茨坦公告》的当事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和签署的是这一公告。对于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日方认为自己并不是当事国。最后经过协商，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达成妥协：首先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然后在正文里写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关于我方原来所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即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自台湾撤销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自日本撤馆；解放台湾时，对战后在台日本团体和个人投资与企业予以适当照顾），日方认为，实质性内容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因此双方没必要再搞默契与口头谅解，也免得日本国会审查，怀疑其中有什么秘密协议，反而造成日本内阁被动。
两国外长的午夜会谈还在紧张地继续，而周总理也一直等在办公室，随时听取进展情况和最后信息。会谈中间，姬外长两次要我出去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同意会谈最后商定的内容和文字，并指示立即把它打印成文件呈毛主席。至此，经过两国外长和有关官员的彻夜奋战，双方已经就所有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并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
为周总理把签
《中日联合声明》全部达成协议后，姬外长又当面向周总理做了扼要的汇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接着报告了签字仪式的安排。当时我们谈判班子也在场，谈到何人出任我方把签人时，周总理环视大家说：找一个年轻人嘛！而在谈判和接待班子里，我算是最年轻的了，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这历史性时刻，我荣幸地站在周总理身旁，与大家一起目睹、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历史性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