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他很早就阅读了四大名著、《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同进步学术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等革命胜利了……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专门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他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要讲历史”，“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之前的3月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练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