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朝美通商修好条约》是在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斡旋下签订的，这可以说是李鸿章“大国均势”及“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初步实践。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分野：中国的“坦荡荡”与日本的“法术势”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向西方学习，认同世界主流价值外，还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更不屑于诈术。日本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的。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中国人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的一个原因。
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
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的比老师好。
要案：日本利用李鸿章丁忧这个时间点，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此时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世界一直就想撬开朝鲜的大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
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有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
1882年5月22日，《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签字，致使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趁此机会，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
概况：日本巧妙利用时间点，不断制造事端，实现自己的目标
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战果。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之机，而让朝鲜脱离中国，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从国家、朝廷立场上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着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肆发难。而此时清政府忙于荣誉忙于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或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甲午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日本发兵山东而军阀政府却无所作为，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其中，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日本帝国侵略扩张阻碍中国统一和现代化进程，此后几十年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尤其要知己知彼，识破对方的“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日本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