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了与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割裂的产物，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依靠暴力革命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苏联为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的工具。它实际上代表苏联最高当局的旨意，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但是，这样一个机构在上世纪20年代，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发生过一段奇特的关系。
多种因素促成最初的合作
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二者关系的发生，起源于两个因素：
一是列宁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崇敬。早在1911年10月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就引起列宁的关注，他接连发表多篇文章，高度评价了这场革命的世界意义，说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称赞“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称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二是苏联当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成立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和侵略，处境十分困难，急需摆脱这种困境。恰巧这时中国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五四运动。列宁就指示共产国际、苏联外交部、在俄华人团体等机构，纷纷派出代表，到中国物色反帝、反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与苏联合作或结盟；更希望找到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革命政党，成为俄共的兄弟党，在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新政府。由于当时是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直系吴佩孚、闽系陈炯明、西南军阀唐继尧、山西军阀阎锡山及孙中山等，纷纷进入了苏联最高当局的视线。共产国际等机构的代表，提供了这些对象品质如何崇高、思想如何先进和如何对苏表示友好等的详细报告。1921-1922年，通过筛选，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终确定与孙中山合作，帮助陈独秀建立共产党。
此前，孙中山在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中，由于路线不对（不反帝而妄想争取帝国主义的援助）；不依靠国内人民大众（而依靠少数帮会勇敢分子、海外华侨、地方军阀），所以屡起屡折，到1922年，由他经常拨巨资全力支持而壮大的军阀陈炯明投靠直系而反戈，甚至炮轰广州越秀楼总统府。孙中山哀叹“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因此，孙中山也欢迎苏俄的援助。
因革命观不同而出现摩擦
与此同时，帮助中共召开“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考察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针：刚刚成立的只有几十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企望一面挽救国民党，并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一面使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和全国机构迅速壮大起来。
孙中山是热情欢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认为这是给国民党输送“新鲜血液”，拯救国民党。他还请马林和陈独秀拟订改组国民党的方案。方案中安排了多位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几个部委的领导人。马林和陈独秀还致信孙中山，望其放弃传统的依靠军阀倒军阀的方针，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农大众。
但是，孙中山还是坚持原来的革命路线。孙认为北京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装支撑的，必须由革命武装才能推翻。而当时有武装的是地方军阀，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有武装，而且有购买武器的钱。所以，他依然执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军阀的方针。
这是两种革命观的矛盾。孙中山重视革命武装，符合“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中国革命特色。马、陈主张西方和俄国革命模式，平时不做武装斗争而只做群众工作，政权危机到来时，再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为此，马林和陈独秀接连在中共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孙中山的错误。于是孙中山屡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就这样，实为“国苏合作”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服从于这个合作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僵持局面。
与鲍罗庭的“蜜月”时期
由于列宁病重，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斯大林对马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共产国际奉命停止了马林在中国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逼迫马林离开了中国。
在这个真空期，孙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沟通。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访苏还未回国，斯大林就派自己的亲信鲍罗庭带着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的高级顾问，同时兼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指导国共两党，监督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鲍奉斯大林之命改变原来马林方针，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事北伐的积极性，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国民党创办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积极推动北伐。
孙中山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在鲍罗庭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来帮助国民党的，并且是“遵守国民党党纲”的，以此压服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绝大多数元老派人物。从此，共产党在建立、整顿、壮大各地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共产党的力量。
在遗嘱和遗书中强调民主、爱国与平等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政权，拥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北上，发表宣言：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接受中共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是的主张。但是，他到北京时，由于绕道日本，一路劳累，生病不起，再加上北京政权已经落到军阀手中，他的主张受到抵制而愤慨，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在去世前，坚持在《孙越宣言》中的立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但他深知当时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还离不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他对守候在床边的鲍罗庭与宋庆龄托付了遗嘱和致苏俄的遗书；在弥留之际，还仿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但在遗嘱中，却强调了“民主与爱国”，与外国的“平等”关系。在国事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地位之自由平等……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必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继续努力。在《致苏俄遗书》中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愿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充分表现了在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上不卑不亢的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独立、民主、强盛的中国而奋斗。他在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曲折关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因需要对方援助而损害党和民族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