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左)与辜振甫在新加坡历史性握手。
今天是海峡两岸“汪辜会谈”20周年纪念日。汪辜会谈举行的1993年，被台媒称为“两岸元年”。
这之后，在急遽变化的两岸关系交往中，海协海基两会商谈继续坚持到1998年，就宣告中断了。一直到2008年，两岸制度性协商才再度起航。此时，原“经济部长”江丙坤已变身海基会董事长。当年争议未果的“台商投资保障协定”，就是在江丙坤任内与海协会以“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形式签订的。大陆厂商到台湾投资，也有限度做了一些开放。
政治协商仍然敏感，但两岸交流的前景光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6日在“汪辜会谈”2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汪辜会谈”彰显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基础的重要地位，其揭示的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促进合作的精神，依然启迪着两岸关系的现实和未来。
1993年4月27日，一大早，新加坡海皇大厦外就聚集了专程从台湾赶来的民进党“反对统一会谈宣达团”成员，静坐抗议。他们举着“坚持一中一台，反对国共会谈”的标语，并在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等人抵达现场时，将“台独”的小册子递了上去。“但汪未加理会，随后标语也被星国(新加坡)警力人员没收，全部活动历时廿余分钟，在平和的气氛中结束。”台湾《中国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称。
这只是汪辜会谈外围的一个小小花絮。面对两岸四十年来首次正式晤谈，台湾岛内，在野的民进党情绪复杂，中央党部表达对前往新加坡抗议的宣达团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立场；执政的国民党则处处提防，让谈判不至于触碰政治议题。大陆方面，则有意无意间，表达出和平统一的愿望。
20年，两年关系有进有退。汪辜会谈次年，发生在浙江千岛湖的台湾游客遇害事件，让刚刚建构起来的两岸友好氛围，又降至冰点。紧接着，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而大陆也在台湾“大选”时进行了导弹演习，紧张情势进一步加剧。一直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陆的破冰之旅，才重新拉抬起两岸顺风顺水的行情。汪辜会谈重要当事人的态度，也在这二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民进党反对统一会谈宣达团”团长施明德2008年在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要重点改善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他对两岸经贸交流已无排斥之心。彼时致力于两岸建立正常关系的“陆委会”原主委黄昆辉，则早已退出国民党，成为鼓吹“台独”的台联党主席，长期杯葛两岸谈判。
记者会
汪道涵：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 辜振甫发言“尽量减低政治性”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搭乘C A 957次航班，于1993年4月25日下午5时20分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他在机场贵宾室举行了十分钟的记者会。汪道涵说，此次会谈虽然属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但在两岸交往中跨出了重要一步。他呼吁海峡两岸中国人要更具前瞻性地面对未来，既然双方都有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就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的问题。他还表示，希望日后和辜振甫在大陆或台湾见面。(《中国时报》1993年4月26日报道)
汪辜会谈选择在第三地新加坡举办，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在两岸剑拔弩张已40余年的1993年，会谈在大陆或台湾举办，都涉及主宾之分，而最能体现两岸对等的，则是去一个与两岸均能保持良好关系的第三地。李光耀主政的新加坡正符合这个条件。
李光耀的穿针引线，对汪辜会谈的举行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谈是大陆方面主动邀约而成的，从汪道涵在新加坡机场的书面讲话亦可看出，他希望会谈进一步发展到“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的程度，还特地提到“和平统一”字眼。
而台湾方面，辜振甫的反应则非常不同，他比汪道涵晚一日抵达新加坡，记者会的发言“尽量减低政治性”。这个基调在汪道涵讲话后不久，即被台湾相关方面释放出来：辜氏不会讲太多话，因为这样可能不见谅于岛内朝野人士，因此他谈话内容将尽量在“陆委会”授权范围内，强调以诚意来增进两岸交流，任何交流完全以台湾两千万人权益为最优先。《中国时报》在一篇分析报道中称，“足见，在这次历史性会谈中，两岸情势不同，会议的两位主角的心境与被授权程度，甚至政治性言论空间也各异。”
《中国时报》认为，历史性的辜汪会谈，两岸各打自己的算盘。台北的算盘是，两岸在“对等”立场下合作互惠，在迈入国统纲领的中程阶段战略考量下，以重返国际组织与两岸民间授权团体的谈判来不断地试探中共。北京的算盘则是：企图经营国共接触谈判的气氛，欲以辜汪会谈为基础，继续推动两岸高层人士接触，以“三通”为现阶段主要战略目标。
原则：“对等”与“台湾两千万人权益为最优先”
会谈强调对等，在步入会场前，双方甚至要分别乘坐两部电梯下楼，以免有先后进出之别。必须要有先后顺序的部分，则用其他方式化解。譬如会谈文本，分为简繁两个版本。大陆简体版本汪道涵签字在前，台湾繁体版本辜振甫签字在前。大陆叫汪辜会谈，台湾叫辜汪会谈。
在汪辜会谈之前，1993年4月7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就应大陆海协会之邀，前往北京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进行第一阶段预备性磋商。4天后，他还在人民大会堂与汪道涵见了一面。据邱进益回忆，就是在这次会面前，他们接到“陆委会”三个电话，要求修改前一天与海协会草签的文本，否则中止辜汪会谈。他很抱歉地和汪道涵提及此事，谁知汪道涵并未发难，只是笑笑表示，就按邱先生的意见修改。
大陆方面尽可能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按照台湾的要求，做一些让步。台湾方面虽然口口声声更为强调“对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所谓的“以台湾两千万人权益为最优先”则是更真实的原则。譬如，在谈判中，海基会只同意台湾对大陆单向通商，不同意双向通商，这对大陆当然是不公平的，也违背对等原则。辜振甫表示，这个问题没有共识，台湾方面所希望签订的“台商投资保障协定”因此完全谈不拢。
台湾方面不可能开放大陆对台湾通商的禁令，和台湾岛内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有关，经济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现在回看台湾方面的一些发言，可能会有不同感触。譬如“经济部长”江丙坤说，“海协会要求我方准许大陆厂商来台投资，违反市场机能原则，应是基于政治考量的一项主张，没有道理，也没有必要，现阶段我政府不可能接受。”大陆厂商来台投资，如何违反了市场机能原则？这个问题经不住推敲。重要的是，台方认定此项主张“基于政治考量”，这一个理由就可以压倒一切。
心态：汪道涵充满信心辜振甫士气受挫
尽管仍有很多分歧，但双方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就共识方面签署了四项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尽管过程曲折，但两岸都自认“赢家”，这是双赢局面。汪道涵说，两岸跨出历史性一步，奠定未来发展良好基础，辜振甫则表示，会谈提供双方沟通实质问题的机会。
《中国时报》在人物特写中，这样形容汪道涵：“汪道涵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个性海派、作风开放、做事务实，在上海政治圈口碑不坏。他在卸任上海市长后，过着半退休生活，这次在江泽民主导的对台政策下复出，肩负两岸历史性的会谈，他的太太形容他是没有任何压力，还充满了信心”。其实，汪道涵有信心不难理解，因为大陆不像台湾，台湾内部对“辜汪会谈”不仅质疑满布，反应还两极化。在心理上，他当然比辜振甫要占优势。
至于辜振甫，他在会谈前，已被部分民进党员扣上“台奸”的帽子，士气颇为受挫，甚至兴起“我何苦来哉”，“不如归去”的念头。但在大局为重的考量下，他打起精神全力以赴。《中国时报》对他的评价是：台上折冲，台下联谊；分寸拿捏圆熟，既不输人也不输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