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夏秋之交,久旱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
朝夕间,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淹没了卫河流域附近临清等地962平方公里的农田和村庄。洪水肆虐后,霍乱疫情随之席卷而来,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鲁西大地一片哀号!
1943年这场大灾难,造成24个县的42.76万中国平民死亡。殊不知,老人口中述说不尽的天灾,事实上是侵华日军策划的一场惊天阴谋。在天灾的掩盖下,数十万无辜生命暴露于日军细菌战的无形战场,在痛苦挣扎中甚至没有发觉。这是日军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铜壶、棉帽为历史留下线索
近日,在临清一张姓农民家里,发现一个侵华日军遗留的古旧铜壶。
壶身为军绿色,整体呈扁方形,壶高约15厘米、宽约13厘米、厚约7厘米；圆柱形壶嘴两侧是弧形双系,高约2厘米、直径约2.5厘米。
这只古旧铜壶有三个奇异的地方,一处是壶顶上有“化工”字样。68岁的张大爷手指铜壶顶部,那里清晰地刻着一个长约1厘米、宽约0.5厘米的方形印章。另一个奇异之处在铜壶的腰部,是一个印有“秘密”二字的印章。该印章为红色印油或红漆印制,字迹清晰完整。最后一处则在铜壶的底部,有阳刻的“昭和14”和阴刻的“彐43935”字样,颜色与铜壶的整体颜色浑然一体。
据张大爷回忆,该铜壶是他爷爷于解放前在卫河边上捡到的。当时,出于好奇,爷爷将它带回家中,一直存放在卧房的角落,无意间保留至今。张大爷还提供了爷爷早年捡拾到的一个侵华日军遗留的绿色军用棉帽。这只军帽外层布料是条纹清晰的粗厚棉布,内里棉布松软轻薄、条纹细腻,并印有约2厘米长、1厘米宽的浅红色“日本”印章。
“在日军制造霍乱的70年后,铜壶和军帽能得以重现天日,有极其宝贵的物证及科研价值。”聊城市博物馆的刘保哲证实,铜壶和棉帽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遗留物证。
刘保哲说,1943年夏末秋初,侵华日军曾挖开临清卫河大堤,造成河水泛滥,并往河中投放霍乱菌,在鲁西北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
“卫生防疫”实为细菌战幌子
提到细菌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关东军的731部队。而发生在鲁西的细菌战,其实出自一支在山东的731部队。细菌部队被称为“防疫给水部”,名义上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实则,暗地里干着细菌制造勾当。
1943年,731部队组建者石井四郎提出了“准备使用大量细菌武器”先发制人的主张。深藏毒辣的细菌战阴谋,悄然启动。日军将地点选定在鲁西地区的卫河流域。
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发动细菌战,临清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琳介绍:“卫河发源于河南中部,流经河南、山东、河北,最后在天津并入大运河。我们所说的卫河流域,是以馆陶、临清为中心的鲁西地区。日军之所以选择在卫河流域发动细菌战是因为卫河作为山东、冀中、冀南、太行山解放区的重要连接点,极具战略地位。”
除了这里战略位置重要外,还有诸多因素。由于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决堤放水,利用洪水可迅速传播霍乱菌；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可“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另外,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据战后战俘交待,实施细菌战还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行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和持久力,用他们细菌战的术语说,是进行“抵制试验”；二是检验霍乱杀伤能力,为进攻苏联以及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1943年8月21日,已经持续几年干旱的鲁西地区突降大雨。接连数日的大雨使得卫河流域河水暴涨,一场天大的阴谋,正随着水位的暴涨渐渐逼近。
日军准备乘机发动预谋已久的细菌战。8月下旬开始,趁着鲁西普降大雨河水暴涨的时机,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将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决堤放水。
日军决堤放水 秘密撒放霍乱菌
原居临清先锋办事处的李培文(已故),曾目睹了一切罪恶的发生。他和沙福堂、刘锡文等是1943年鲁西细菌战的亲历者,他们曾经清晰地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诉说当年情景。
“涨大水了,都越出河来了。老百姓听说日军要决堤,就拥上去,一决堤,这个村庄就完了。老百姓对着日军,跪他们,求他们。这时候日军用枪托捣,把人打到堤沿下面,最后河堤就掘开了。”现存资料显示,李培文这样回忆了那段经历。他曾亲眼目睹二三十名日本鬼子乘坐小汽艇到达卫河西岸,用铁锨挖开河堤。
就在临清村民与日军厮打之时,卫河水流湍急的弯曲处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五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岸堤下一泻而下,转眼间堤坝即被冲垮一百五十多米。河水咆哮着向前奔涌,流速迅疾,浪头很大,人们根本无法逃避。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五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旋即被洪水吞噬。从村中逃出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老人、妇女、儿童,被洪水追逐得走投无路,一会儿即葬身大水之中。田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爬到树上和房顶上的人也下不来了。驻武城县二十里铺的日军一个分遣队,因决堤放水事先未给他们通知,以致洪水到来他们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
一场巨大的恐怖阴谋才刚刚拉开序幕。
决堤后,细川忠康秘密命令手下向卫河及鲁西、冀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卫河东面的18个县,是采用飞机撒陶罐。陶罐炸开之后,就出来老鼠,老鼠身上带着跳蚤,跳蚤身上带着霍乱菌。汹涌的河水裹夹着霍乱菌,大水冲到哪里死亡就带到哪里。“鬼子挖开就走了,发大水前,也没听说过霍乱。淹了,就有人得了‘霍乱转筋’了。人抽搐得不能说话,手伸不开,抽搐抽搐的。一米七八的人,抽搐成半截,一蜷就像小狗一样,一会儿就死了。它的面积很广,只要喝了这种不干净的水,一家人一起吃饭,一家一家都死掉了。”现河北尖塚(原属临清)87岁的常书德老人回忆道。
“霍乱转筋”在日本称为虎烈拉,其实就是霍乱。它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经口感染的、急性传染病。感染此病者,往往出现剧烈的腹泻、呕吐和脱水,发病速度十分快,病人往往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早上发病,挺不到天黑就死了。”临清刘垓子镇村民刘锡文回忆说,他的一个伯父,早上去埋死人,等埋人回来,腿就抬不动了,夜里不到十点,伯父也死了。
百姓成片死去 村庄成无人区
为了最大程度地传播霍乱菌,日军又乘机开展了霍乱作战的第二步,对疫区进行“讨伐”。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追逐感染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老百姓跑到哪儿,霍乱就到哪儿。至此霍乱在鲁西地区大面积爆发。
“哪个村都死人,有的都死成无人区,死光了。”刘锡文回忆,“从刘垓子镇的刘垓子村到乜园村大约十里的范围,全部无人居住。野草长得和树木一样高,以至于人死后没人埋,恶狗野狼啃食人的尸首,真是痛恨在心!恐惧在心!仇恨在心!活到现在81岁我想起来还心惊肉跳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场面,成了人们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巨大伤痕。
2012年9月17日,鲁西抗战纪念馆在临清市刘垓子镇开馆,大量图片和事实铁证如山。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霍乱菌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蔓延开来。因传染迅速,一人得病,全家甚至四邻都难以幸免,老百姓一批一批悲惨地死去。当时正在冠县大里村的冀南区妇女干部(原鲁西专区抗联妇女部副部长)黑若仙也染上霍乱,吐泻不止,肠胃剧痛,一直闹到次日清晨,心脏停止了跳动。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县成为一片汪洋,遭灾总面积达960平方公里,40万吨农作物被淹没,6000户房屋被冲倒,受灾居民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32300多人。这些数字是事后由日军第四十四大队调查得到的。
据战后日军59师团防疫给水班卫生曹长林茂美供认,1943年正是日本昭和十八年,其发动的细菌战便以“十八秋鲁西作战”为代号,不仅没有出现细菌两字,就连军方往来通信,下达命令,也全部用隐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罪证,派人携带相关资料潜回日本本土。
1953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分子和具体实施者,陆续交代了他们的罪行。日军59师团士官矢崎贤三供称,1943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奉命而决卫河堤,同时向卫河中撒了霍乱菌,利用正在泛滥的河水蔓延。然而对于当时的鲁西人民来说,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霍乱竟是日军实施的一场细菌战。
据统计,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1939年,中苏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导致1300多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浙江的鼠疫战,造成约10万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湖南常德的鼠疫战,有名姓的共死亡7643人；1942年发生在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死亡586人；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死亡人数达42.76万人。据日俘交待,1943年“霍乱作战”是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