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珍藏有一批宋美龄早年书信,其中透露出在与蒋介石婚恋之前,宋美龄曾有过不少追求者,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
这批书信是宋美龄写给她的美国大学同学埃玛·德隆·米尔斯的。米尔斯小姐,比宋美龄大4岁,是宋美龄的终生密友。
宋美龄早年书信中那些曾经闯入过她心扉的男士们,在今天看来他们是谁或许并不重要。但他们的出现,引发了宋美龄对爱情和婚姻的很多思考,反映了她追求其人生价值的心路历程。
回国途中遇见了“我的命运”
1917年6月,宋美龄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和哥哥宋子文一同自纽约启程回国。就在回国的轮船上,宋美龄遇到了令她“神魂颠倒”的Mr.Van Eivigh。此人是一名建筑师,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法国人。在船上相处的10多天里,两人互相吸引。当Van Eivigh提出要宋美龄嫁给他的时候,19岁的少女心动了。
回到上海后,她的感情问题受到了家人的干涉。父亲宋耀如虽是留美回国的传教士,母亲倪桂珍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女性,又是一位非常传统而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不想让年仅19岁的小女儿过早地结婚,更不愿让她嫁给一位外国人。父母的态度使得宋美龄的情绪很低落,她对待婚姻问题表现得非常悲观。1917年8月16日在给密友米尔斯的信中,她写道:“我很乐于待在家里,也不想结婚,特别是因为我告诉过你在船上遇见了‘我的命运’。既然我不能和我真正在乎的人结婚,我也不会和其他任何人结婚,除非是为了名声和金钱。”
家人的态度终究发挥了作用,不出半年,这段甚至没有开始的恋情就不了了之了。为此,宋美龄和家人闹得很僵,甚至还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显然,刚刚回国的宋美龄还没有适应家人对自己的“关心”,她以赌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在美国求学时,宋美龄也曾经“迷恋”过一名男生,但过了大学二年级后,她就不再喜欢他了。10年的留学生活,使宋美龄养成了独立的个性。
渐行渐远的HK君
回国后没几天,早已相识的异性朋友HK和杨先生从北京来拜访宋美龄。尤其是HK君,断断续续对宋美龄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追求。两人在美读书时可能有过约定,宋美龄也喜欢过对方,但回国后宋美龄对之若即若离,终至分手。
关于HK的身份,宋美龄在1918年1月13日的一封信中才透露出来:他的父亲是上海兵工厂总办。上海兵工厂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局,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兵工企业。1917年,造船厂从制造局脱离出去,原来的制造局改称为“上海兵工厂”。由于是官办企业,兵工厂总办由北洋政府直接任命。显然,HK家算是有权有势的家庭,但这并没有成为HK吸引宋美龄的优势。
HK看望宋美龄后很快返回北京,8月初又从北京来到上海。之后,HK常常去拜访宋美龄,但宋美龄却毫不在意,反而感觉他很不成熟。当时朋友们都在谣传,宋美龄和此君订婚了,而HK并不予以否认,这引起宋美龄的不快。短短的两个月里,从仅仅是喜欢,到毫不在意,再到很不愉快,宋美龄的感情变化注定了HK日后的单相思。
1918年1月底,HK自北京到上海,再次看望了宋美龄。母亲不想要宋美龄嫁给他。见过几次面后,宋美龄就拒绝再与之相见,甚至避免出席HK有可能在场的所有晚会。宋美龄心如止水,HK却并未放弃。为了接近宋美龄,他开始去宋家做礼拜的教堂。HK的刻意追求和接近,让宋美龄非常生气,若是HK坚持这样做,那么她只好待在家里不去教堂。后来,这位HK加入了宋家所属的教会,两人见面却不说一句话,由朋友变成了陌路。HK的积极攻势,不仅没能如愿,反而招致了宋美龄更强烈的反感。自此以后,宋美龄的书信中没再出现过这位让她头疼的HK。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在拒绝HK的同时,1918年有两位男士先后走入宋美龄的视野,其中一位留过美,但早已结婚。爱上已婚男士,并非她的初衷,只是遇上了就由不得自己了。1918年4月,宋美龄一边忙于照顾重病的父亲、料理家务,一边为喜欢这位已婚男士却不能嫁他而痛苦。但痛苦归痛苦,宋美龄还是非常理性地了结了这件事情,最终选择了放弃。一年之后,宋美龄反思这件事,认为自己爱上一个不能结婚的人是十分愚蠢的。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人,宋美龄觉得很难让自己嫁给其他男人,即便结婚也不是为了爱。此时,一位比她年长15岁的优秀而且富有的男士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明确告知对方不爱他,而且永远都不会爱他,但出于喜欢可以考虑是否要嫁给他。
1918年5月初,宋美龄深爱的父亲宋耀如患肾病去世,全家人一度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在此期间,尽管宋美龄对婚姻有了很多理性的思考,比如她认为女人是一定要结婚的,但她却依然在理性与情感、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有时候,她试图放弃一切,嫁给那个已婚的男士,甚至想要去荒野之地和自己所爱的人过原始生活。有时候,她也考虑嫁给那个年长而富有的男士,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婚恋问题的摇摆不定,让宋美龄常常产生无聊的感觉。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1918年底起,宋美龄努力去参加更多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工作。
显赫的家庭,优越的条件,风华正茂的年龄,仰慕者自然很多,人们忍不住去猜测宋美龄是否已名花有主,谣言就在这样的猜测中产生了。1919年7月14日,宋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她已经订婚的谣言,而且每个谣言都捆绑着一个不同的男人。就连朋友们都不确定订婚的到底是哪个人,好笑的是没有一个与谣言捆绑的男人否认或承认这些谣言。出于对女儿的关心,倪桂珍从6月份就禁止宋美龄会见任何男性朋友。过了两个月,谣言渐渐平息下来。可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几个从美国来的老朋友,得知宋美龄没有订婚,转而爱上了她,并开始“纠缠”她。宋美龄为此很苦恼,她只想和他们交朋友,也觉得他们都很好,但并不想在感情上和他们有什么瓜葛。
家庭坚决反对嫁外国人
回国后的两年中,宋美龄在情感上有过起起落落,但所有的人和事都如浮云般慢慢飘逝而去。自此至1921年,宋美龄给米尔斯写信的频率没有头两年高,信中很少谈及感情问题。只有1921年5月25日的一封信是个例外,她在信中向好友描述了一位Birnie先生。不用说,家人知道后非常愤怒,因为Birnie又是一位外国人。尽管宋美龄特别喜欢他,喜欢得超过她曾遇到的任何男性,甚至超过她最近要订婚的那个人,但宋美龄很清楚这件事不会发展到超过友谊。“我的家庭是如此保守,且得意于保持了家族的纯洁血统,所以他们宁愿看到我死也不愿我嫁给一个外国人。正常而论,我也会这样想。”说到这件事情的同时,宋美龄还告诉米尔斯,她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外一个男人,就是她最近要订婚的那个人。这封信,是宋美龄早年书信中提到情感问题的最后一封信件。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位Birnie先生,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宋美龄早已妥协放弃了。而要“认真考虑接受”的那位优秀男士,宋美龄权衡之下是否接受过,至今已没人知道了。此时的宋美龄和回国之初的她有了很大的不同,她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个人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在忙于社会事务的同时,她应二姐宋庆龄的要求时常南下广州,然后再应母亲的要求回到上海,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大姐蔼龄也常常需要她的帮忙。家事和社会事务,几乎成了宋美龄日常活动的主题,婚姻已不再成为令她苦恼而困惑的问题。
大学毕业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宋美龄有着广泛的社交生活,有着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对婚姻有着理性的思考,但面对有钱、有能力、有作为、有教养的众多追求者,她似乎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做出决定……直到那个有妻有妾、军人出身的政治明星——蒋介石的出现。
1927年,正是她与蒋介石从恋爱到结婚最重要的一年,宋美龄没有给米尔斯写过一封信。与蒋结婚后,1928年1月,宋美龄在南京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给米尔斯写了一封信,谈及结婚的盛况以及她与蒋对婚姻的不同看法。即便初婚时有分歧,即便日后有磨合与冲突,但丝毫不影响她与蒋近50年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