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仅白话诗就写了千余首，其中有一些诗，胡适自称之为“应酬诗”。如《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就有他做的几首“应酬诗”的记载:“1月6日，傅作义为先父子余公建纪念堂，来函征文，附上行状。历述他年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颇能纪实，今特做小诗:拿得起鞭子，挑得起重担，靠自己的力气起家，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傅作义将军读了胡适寄来的诗，很是高兴，认为诗写得好，朴实洒脱，挺有味道，很感谢。胡适其人谦和博雅，平日致力于做学问，并不喜欢上层交际应酬，亦极少为高官将军及家人撰写应酬诗文。《胡适日记》中似只见到他为傅作义将军先父傅庆泰写的这首白话小诗，显示出他对这位抗日名将是很有好感的，两人有些书信交往。据《胡适日记》透露，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胡适曾托友人送了几本自己的著作给傅作义。傅很高兴，特亲笔复函致谢，表示一定抽空拜读。不过总的来说两人交往并不为多，有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
傅作义，字宜生，是山西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比胡适小4岁，是同辈人，家境背景、成长环境和人生轨迹却迥然不同。傅作义家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河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十余年下来，傅家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家世背景促使少年傅作义发愤图强，并塑造了他的正直善良的品格。1910年，他就读于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傅作义已以战功而升任晋军团长。他通谋略，以会带兵，善治军著称，常打胜仗。1927年春，他已升任晋军第四师中将师长。在征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傅作义挥师征战，屡立战功，并在坚守重镇涿州的战事中，以不足一万军队，固守涿州三个月，多次击退张作霖奉军主力的猛攻，扭转了华北战局，使北伐军摆脱了战略被动。涿州之战使傅作义声名大噪，名满海内外。他亦由之而成为民国军界一位传奇英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傅作义评价很高。那时胡适已结束了近一年的苏俄、德、英、法、美等国海外游历，回到上海，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秘书，后又兼任所属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示清高与独立，他并不想进入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当个教育高官，宁愿继续教书办教育，纵然北大老校长、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再三相劝，胡适也不为所动。在上海，胡适读到申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称颂傅作义守涿州立下功勋的诗文，有些感兴趣。在致新月派文友陈源的信中，他提到:“……这位傅将军着实很有些能耐。我注意到他在危城中的沉稳勇毅顽强，他体恤守城将士，和大家同吃少油缺盐的糠菜团子，坚持不开小灶。为阵亡士兵写悼词，送葬，声泪俱下。将士用命，众志成城，无不以一当十，死战不退……这真是很了不起的，傅作义着实有着大将风范。”语句中流露出赞赏。可见胡适对傅作义印象不错。胡适还提笔录下刊登于申报副刊上的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八十一岁的樊增祥(樊樊山)的七绝诗一首，放在书案上欣赏并作为与友人们的谈资之一。诗如下:“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而傅作义本人虽是保定军校五期高材生，但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他纵横北方战场久历军伍，却每每以学识不足而觉自愧。他对胡适的学问可是一向很敬佩的，奉为心目中的文化人偶像。
1933年1月初，日本已侵占我东北三省。气焰嚣狂的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威胁华北，天下震动。傅作义分电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请缨上前线杀敌，并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懔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浩浩荡荡地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2月下旬，这支部队在北平近郊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阻击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战局僵持间，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三次打电话通知傅作义下令停战，召他去北平“商谈要事”，讲明了中央坚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方针。傅作义终因军令难违，在日军同意同时后撤三公里停止交战后，傅作义下令撤兵……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全国及海外各界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居然也来电慰问，奖励了五万大洋，阎锡山奖五千大洋。日本报纸则对傅部之勇敢善战甚表惊叹:日本《朝日新闻》曾登载有如下一段“……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十余华里，如不是傅作义部的精锐部队阻击我军，日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6月28日，傅作义部晋绥军奉北平军政分会的命令返回绥远，将长城抗日牺牲的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特致函胡适，请他作了一篇白话体的三百二十字的长文及铭词，又由胡适请北大教授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适日记》记载，大青山公墓碑竖立未过几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军兴，战火弥天。傅作义下令将此碑加以遮盖，以防遭寇军破坏……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胡适早在应邀为傅作义父亲傅庆泰写“应酬诗”的前四年，两人间就有了书信交往。而且胡适作这类应酬诗词也是要看对象，有所选择的。如傅作义将军廉洁自律，爱护部下，从不纵军扰民，而对傅的抗日功绩，胡适“打心底里钦佩得很”，所以每当傅请他撰写诗文时便欣然应允。而此前，天津的北洋老政客王荫泰曾托人请胡适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表示愿付五百大洋酬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华北三块大洋就可购两担白米了。然而胡适很鄙视王荫泰等政客密谋策划搞亲日的华北临时政府的卖国行径，当时立即就予以拒绝。
1937年3月中旬，傅作义从绥远驻地前往北平协和医院探望住院动手术的参谋长鲁英麟。他的突然出现受到众多医护人员，甚至病人及家属的鼓掌欢迎，令他感动，再三躬身致谢。听内科曹主任说:胡适先生上个月曾在这儿住院治病。上星期已离北平去上海讲学并处理事务。而傅作义本来是想借这次难得的北平之行探望胡适先生的。胡适不在，令傅作义多少感到有些惆怅。在住院区病房里，傅作义无意中发现一位医生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写有毛笔字的毛边纸，俯身细看，居然是胡适写的一首小诗:“镗——打——双响直上天，霹雳霹雳全红鞭。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过新年。不用政府花费一文钱，只害我病床上几夜不安眠！”神情凝重的傅作义将军读了诗，忍不住哈哈一笑，对胡适更增加了好感，特吩咐随从副官将诗抄一份带回去……《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恰也录下了这首“应酬诗”，“2月13日，北平住医院，护士中不少人拿小册子来要我题字，不得已，写了一首过新年的山歌……”这首被称之为“山歌”的小诗写得风趣盎然。怪不得医生护士们争相传抄并小心保存……
胡适与傅作义将军的那段鲜为人知的交往，给金戈铁马的战乱年代增添了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