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一个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抛弃一切、牺牲一切，而一生经历了极左路线运动造成的空前灾难。这对于终生怀抱青年时期理想但已经老去的母亲，怎能不痛彻心脾？
我的母亲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她生于1917年，殁于2002年。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20世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为了建立一个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她自18岁于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始，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携笔挟枪，万里从征。
战争年代，刀剑斧锯在前，她甘之如饴。后来，她受尽苦难，甚至一度精神失常。1976年后，文学作品成了人们反思历史和时代的炮筒，我的母亲突破各种禁锢，竭尽全力支持冲破思想禁区好作品，充当了发端于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她以行动站在了20世纪中国大革命的前列。
最能体现她思想的，是母亲结撰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那时，母亲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领导，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写东西不同往常，改变了写东西乱丢的习惯，出门和在家吃饭前都将稿子收好。一次我伸手去拿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母亲写东西如此保密，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很深。后来，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这是专写党内历次运动的回忆录，自1941年抢救运动始。她告诉我，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要对后代负责！她18岁参加共产党，那时已经60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当时，不但写作，就连有这种想法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思痛录》其实不止是母亲一个人痛定思痛的回忆和反思，它更代表了“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记忆。为了建立一个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抛弃一切、牺牲一切，而一生经历了极左路线运动造成的空前灾难。这对于终生怀抱青年时期理想但已经老去的母亲，怎能不痛彻心脾？
在《思痛录》缘起中，母亲这样表达她的期望：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今年是2018年，《思痛录》出版已经整整20年了。21世纪的中国，正迎来20世纪开始的改革开放40周年。《思痛录》不仅是母亲的，也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思想遗产。现在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也为他们那一代以生命换来的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而感奋不已。
我今年69岁了，回想母亲69岁生辰，恰值“一二·九”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日，她当时写了一首词，最后四句是：
五月鲜花依旧好，一曲歌终千绪绕。
可有豪情似昔时，殷勤拭眼删残稿。
可见，1985年，69岁的她，仍然是那个“论理直而切、推心热而诚”的“一二·九”青年，为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豪情仍然在胸中激荡。
她一生反对世故、圆滑、虚伪，不得已说过的违心话都一再反省和忏悔。她十分理解青年，无论身置何处，只要是青年需要，她都赤诚回应。记得《中国青年》创刊50周年请她题词，她已经半身不遂，提笔写字很困难，但还是用残疾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青年人要热爱祖国，怀抱大志，追求理想”的祝词。
母亲过世的那一年，2002年春末，我随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考察团到了延安，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特地在杨家岭、清凉山父母住过的窑洞前凭吊。我的父亲母亲，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青春岁月中最宝贵的9年。延安，是他们人生的重要驿站，它的重要性就如同塞外北国和蛮荒南疆之于我们这一代知青那样，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1966年，我曾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当我的人生过了大半，再次来到延安，回想父母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人生，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种深沉的情感，有感奋、有惆怅，更有对往昔历史的深深思索。人有不同的活法，母亲曾说：“人生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心思、志量、感情，也是各式各样的。”从2002年赴延安始，我就矢志为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为建设农民合作组织，振兴乡村而奋斗至今。母亲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母亲的热血在我的血管里奔腾。以母亲为榜样，我自己选择的路，一定要走下去，走到底，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