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最需要沟通。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沟通就没有人的社会，沟通如同社会的“空气”。
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管理的全过程就是决策。而决策要科学、民主、正确，就非有一个充分的沟通过程不可。否则，所谓的决策就只能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或属于官僚主义的“拍脑袋”，或属于主观臆断的“闭门造车”。刘备所以会于“创业”之初选择西进路线，并最终缔造蜀国，原因就在于行动之前有了与南阳诸葛亮一番彼此交心的促膝沟通。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里的“调查”，就是放下身份，去与下属、群众作深入恳切的沟通。我们强调“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前提就是要拜人民为师，与群众保持密切沟通。
中医中有一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的是人身上某一处血管或经脉不通畅时，一定会感觉那里疼痛。其实在人际关系中，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如果领导对下属有偏见、下属对领导有看法、群众对机关工作有质疑，一般说来，这中间都有一个缺乏有效沟通、充分沟通的缘由。特别是面对一些流言蜚语、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讹传，更需要勇于沟通、主动沟通、善于沟通，以沟通及时还原事实真相、消除大众的主观疑虑、校正人们的错误视听。延安时期，针对外界对延安情况的不了解、对中共当时的革命政策有偏见，毛泽东同志大胆地邀请外国媒体与民主党派人士到延安去，通过窑洞里一番番开诚布公的长谈、延河边一次次深入细致的沟通，外界对中共的偏见渐消，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了解、信任、支持与称赞。
没有沟通，便没有和谐。沟通是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增进团结的一剂良药。通过沟通，将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意见与建议和盘托出，就能知道双方各自暗藏的“底牌”，就能知道双方各自所能承受的底线，就能互换角度考虑问题，就能达成互相之间的谅解，就能彼此照顾到对方的切身利益。“负荆请罪”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如果蔺相如不与廉颇作积极主动的沟通，不在沟通中说清楚“革命无贵贱、分工有不同”的真谛、分析透彻将相不和的严重后果，相信蔺、廉二人的矛盾会逐渐激化。同样的道理，面对部分群众的不满心声、针对下属不理解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只有主动沟通，才能畅通言论，化解误会、达成共识、共建和谐。
沟通强调身份的对等、姿态的相近、语言的平和、态度的友好。很多时候，沟通双方在身份与地位上的不同，容易成为沟通的障碍。在这种时候，位高、强势的一方，尤其要做到平易近人，拿出“甘当小学生”的恭敬态度，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在做群众工作时，如果依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官”身份、依然要端官架子、依然说着霸气十足的官话，有意将自己身份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也就难怪沟通不和谐、沟通无结果、沟通没效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