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据说，这是友人对英国作家毛姆一部小说的评论，也成为毛姆另一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灵感来源。
月亮映照着理想，六便士折射着现实。但与上述担忧不同，在当下一些人那里，脚下的“六便士”似乎更加夺目。有女孩就在电视上直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面哭泣，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微笑。”
如果说这姑且算一种爱情理想，那么,今年以来“兽兽门”等各种被围观的“门事件”，以及美的紫砂锅的造假、一次性餐具的行业黑幕、堂而皇之的论文抄袭考试作弊，则让我们看到，“六便士”是如何不断遮蔽理想光芒、突破道德底线的。
强调道德并不是要否认“六便士”的重要性。应该说,走出计划经济下的“耻言利”窘境,放下泛道德主义的“道德大棒”，肯定人们的利益诉求，这是巨大的进步。毛姆就曾说过，钱是人们的第六感，没有它，其它的五感统统发挥不出来。中国古人也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社会，如果尚未解决温饱、如果住房等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巨大压力，那么物质之外的追求难免变得渺远。因此才有学者指出，“失业是一个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经济发展对道德的正面效应不容忽视。近年来志愿者、慈善捐赠的蓬勃兴起，体现的正是财富积累对社会道德的促进作用。
但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倘若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去道德化”，把物质利益置于道德原则之上，甚至从“耻言利”滑向“耻言义”，那只能说明一个词：物极必反。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就曾表示,物质主义是他对现代社会的最大担心。在他看来，物质主义不仅会让人变得狭隘冷漠，也会消解人们的公共精神、侵蚀人们的创造力。市场经济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同时也不可缺失道德的血液，后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已经多有证明，其教训亦需深刻记取，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比如国际金融危机。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温家宝总理数次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为什么这位写出《国富论》的经济学大师，却把一生中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完善上，不断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
巴菲特就认为，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赢家的道德自觉。同样，摆脱物质主义泥潭、走出“道德洼地”，社会精英阶层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当然，由于物质主义的自我繁殖能力，由于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在“道德自觉”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给道德以什么样的市场。如果有人总能从泄露隐私中获益、有人骂名越盛人气越高、有人离“真善美”越远就越能盆满钵满，那么道德的“囚徒困境”就不可避免。反之，如果每个违反道德者都逃不脱追责与声讨，道德重塑将不再是个难题。而这显然不能靠道德单打独斗，需要法治和社会建设的配套跟进。
当年，梁漱溟曾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如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增长，同时也需要一种充满道德意义的发展。道德的荒漠上，站立不起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建立在道德力量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多认同，也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只有走一条“富”与“德”双轮驱动的复兴之路，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