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发票子、靠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当再一次为了稳增长而重复扩张性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申历史的教训：扩张性政策只能是饮鸩止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扩张性政策长期看是普遍滞胀
“历史上每一次实行扩张性政策，都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后果”。李义平举例说，首先是面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实行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其内容大致包括：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抛弃传统的财政平衡的做法，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信贷，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加大政府直接投资，以及向国外转嫁危机等。
李义平指出，“这些扩张性的政策似乎使经济得到了恢复，但恢复的时间却经历了十年，且在1933年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于1937年来临了，并且是有史以来最急剧的一次衰退。”李义平还说，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并且不会有第二次衰退。
“扩张性政策经过凯恩斯的加工制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并为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接受。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短期看经济似乎复苏，长期看则是普遍的滞胀。”李义平举例说，1976年9月28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在工党大会的一次演讲中就曾经指出，“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次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支出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所起的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李义平进一步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股灾等原因开始衰退。为了阻击衰退，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靠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前后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每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的复苏，但只要刺激政策结束，经济就马上下滑。这种靠打‘强心针’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相反使日本经济更加糟糕了。”李义平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上升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日本的案例说明，靠发票子、靠财政刺激，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近期的案例是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这次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李义平解释道，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原因在于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进而刺激美国经济，阻击衰退，但代价是美国次贷危机这种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中国政府紧急出手，以4万亿以及10万亿的地方债的代价，阻击经济下滑，其结果依然难以逃出经济规律本身的制约。”李义平表示，虽然在短时间内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产能进一步过剩，特别是被振兴的十大产业，在危机中被补贴的产业，如家电、汽车行业，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及巨额的地方债，并由此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下的极度紧缩政策，又直接导致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错失产业提升的良机。
所以，李义平说，“目前所出现的经济下滑，是‘后4万亿时代’的必然现象：靠花钱买速度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尾声，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种下滑有某种必然性。”
扩张性政策只能是拔苗助长
那么，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的结果为什么是饮鸩止渴呢？李义平表示，之所以发生危机，发生下滑，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了。这种过剩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相对过剩，相对于人们的消费。二是绝对过剩，需要进行相应的淘汰。李义平告诉记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
李义平认为，“扩张性政策对经济危机病因的判断本身就是错的。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扩张性的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需求，但这种所谓积极的效应会一晃而过，紧接着的是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进一步的经济下滑。这也是以上案例的显而易见的结论。”
“我们应当区分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与实际的经济增长，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靠适当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有积极的效果，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在现实中已经实现，此时的扩张性的政策只能是拔苗助长，”李义平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好比一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跑2个小时，因为身体不适而跑了3个小时，这个时候可以借助于医生给予治疗。如果这个运动员的正常成绩就是3小时，那么医生再治也治不到2个小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是同样的道理。”
发展要靠实业和创新
面对危机，面对经济下滑，如何避免饮鸩止渴，李义平表示：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发展。“真正的发展是靠创新，靠产业提升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靠发纸币堆积起来的。”李义平说，据美国学者熊彼特的研究，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对新技术的出现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作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描述。西蒙·库兹涅茨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因此，李义平说，“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的兴奋点，刺激性政策只能是进一步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更大的麻烦。”
其次要认识到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个环节，是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杠杆。“事实上，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李义平表示，市场经济下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那些引领快速发展的产业领域，通常会吸引大量的投资，其中不乏泡沫，危机就是为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踩刹车，就是把快速发展积累的问题集中地、一次性地加以解决，就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调整和提升结构，刺激创新。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不会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大概就在于危机的强制性。危机与创新的交替形成了经济周期。”李义平强调，我们应以平常心态看待经济周期，一定时期经济的适当下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千万不能反应过度，贻误调整和创新的良机。
根据上述分析，危机既然是产能过剩，解决危机的途径只能有二：其一，如果是相对过剩，那就只能是通过提升消费推进发展，而不是通过政府的投资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李义平表示，靠政府的投资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会降低人们的消费能力，如果是诸多产业的产能在一个平面上绝对过剩，那就只能是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兴奋点，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振兴既有产业。而一旦讲到创新，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其主体只能是企业。
此外，健全的体制和稳健的政策比所谓的宏观调控其意义更加伟大。“我们所以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激励资源合理配置方面有无与伦比的积极效应。”李义平告诉记者，市场欲要发挥其积极的功能，必须有平等的竞争，必须严格区分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必须彻底抛弃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与方式和层层审批的运行过程。
一句话，必须有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应当是我们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有了健全的体制，再实行稳健的政策，就如同弗里德曼所指出的，政府要做的，仅仅是按照预期增加的GDP，提供一定的货币供应就可以了，其他的让市场去解决。那些太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李义平最后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警惕借凯恩斯主义还计划经济体制之魂。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怀疑市场经济的理由。市场经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是动态的，是随着新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制度安排的，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市场经济的魅力，以及之所以可以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制度安排，是因为其基本层面，如符合人类本性，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以为危机提供了否定市场经济的理由，并借此机会扩大政府干预，回归计划经济的思维和做法那可能就会贻误改革、贻误经济发展。
萨缪尔逊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只有在事后很长时间之后，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甚至那时也不会——某一次扩大政府权力是好的，还是坏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