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路”的源流
编者按：
怀揣“中国梦”，踏上“中国路”。
中国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路，备受瞩目，它身上有太多热点，有太多问号。
这条路从何处始，将通向何处？中国是如何果断选定这条路的？该如何认识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为走好这条路，十八大后，中国该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条路的“普世”价值、世界意义何在？……
本组系列述评，将一一为您解答。
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回望中国道路时，我们常会想起英格兰牧场上当年那个思索着的年轻人。
1516年的英格兰牧场边，38岁的莫尔为《乌托邦》一书画上了句号。在那一刻，社会主义的源流，以浪漫“空想”形式发端。彼时，没谁会想到，这个主义将至深至远地影响世界，影响中国。
从空想，到科学，再到实践，继而引进中国，中国化，500年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时而风生水起，时而濒临干涸，时而“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其丰富了世界发展道路模式，引领中国走向富强，而备受世人关注。
空想 “莫尔们”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全名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部“空想社会主义”开山之作，提到了圈地运动中的“羊吃人”现象，并臆想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莫尔之后，“莫尔们”层出。其中，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被誉为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他们著文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积极主张以及有价值的猜测。
然而，“十分虚幻和空想”的“莫尔们”，无法找到实现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
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需要一座桥梁。两个大胡子的德国男人，承担了这个角色。
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这两大理论基石，让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跨向科学。马恩说明了资本主义灭亡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并对未来社会作出预测和设想。对于如何付诸实践，马恩反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探路 新经济政策
俄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何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摸索出了“余粮收集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捍卫了政权，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引发政治经济危机。
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
挫折 苏联模式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这个模式。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模式弊端凸显。上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进行调整，却偏离方向，最终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
至此，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
中国摸索 也有苦也有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起初，“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中国照搬苏联模式。
很快，中共发现这个模式的局限，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适合国情的路。
但因认识和实践的局限，中共曾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脱离实际，超越了阶段。
而后总结经验教训，中共提出“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正确思想。但“左”的错误，没让正确思想落地，甚至引发“十年文革”。
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中共遭到严重挫折。艰辛的探索，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道路选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要历史转折点。自此，中共重新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进行改革开放。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2年，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等9个方面进行了系列概括。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道路，引领着中国走向富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热词。
这条道路，凝结着伟大的“中国梦”，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
因知其来之不易，我们倍加珍惜。
因知其正确有效，我们树立起“道路自信”。
“中国路”的选定
图为深圳市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最近，美国学者傅高义的一本书正在中国流行——《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广泛共鸣，借用译者冯克利教授在封底荐言里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支撑这一判断的论据。比如每个中国大学生都需要修的一门政治课，名字就叫“邓小平理论”。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邓论”的全貌，那就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全球的中国观察者都知道中共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90多个春秋里，结出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一是毛泽东思想，其二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78年前：
探索、挫折与徘徊
1978年前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团结领导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30年艰辛坎坷的探索中，中国为自己的未来不仅积累了物质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两弹”在握、卫星上天，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挫折，甚至发生了“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即使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
到1978年，徘徊的中国人已经感到，必须解放思想，轻装前进。当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意味着一股求真求变、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汇集起来。
1978年：
转折之年
1978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转折年。
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说到“三中全会”，都会不言自明地指向这个具体时间点。“三中全会”是一个路标，铭刻着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
经历了人生“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更是对领导中国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最基本也最经典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回到原点，回答十分坚定：中国人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还要坚定地创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
“邓小平时代”：
认识升级与探索务实
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回答亲切、朴素、清晰，完全不同于理论家们的高头讲章和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发出响亮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级到了一个新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中国对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定位也更加务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极富个人风格的话语在中国社会传播。他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讲“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希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鼓励人们“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眼中，邓小平不是一位演说家风格的领导人，但是，在1978年到1992年间，在被冠以“邓小平时代”的岁月里，他那些看似随性而发的语句，释放出巨大能量，冲破了人心的藩篱，激发着社会的活力。
1992年至今：
树立道路自信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他留给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坚定的背影。
傅高义在书中用《终曲：南方之行》专章描述，而中国人更熟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春天的故事》。
邓小平的“诗篇”，写在“苏东剧变”后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严寒”中，也写在中国“姓社姓资”的争辩与何去何从的摇摆中。中国这艘大船坚定了自己的航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30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自信。
“中国路”的先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勇往直前
反腐倡廉，警钟长鸣
1921年1月，鲁迅在《故乡》结尾处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恰在那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诞生，甫一成立，便踏上为国家探路的征程。
91年后的中共十八大上，这个政党向世界宣告：中国找到“道路自信”。
一路走来，甘苦尽尝。这条中国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是“探路者”，谁是“开路先锋”？历史给出了答案。
探路与开路
1920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柴房里，尘网密布，油灯昏暗，陈望道坐着一捆稻草，翻译《共产党宣言》。
母亲喊：“红糖不够，要不要添些？”陈望道回答：“够甜，够甜了。”谁知，他是蘸着墨汁吃的粽子，红糖一点没动。
信仰总是甜的。主义可以尽善尽美，而践行新的思想，走新的路，总多险多难。能否解决时代命题，是衡量道路正确与否的标准。
起初，中共仿俄国“十月革命”，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大都失败。而后，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1943年，“毛泽东思想”一词出现在报纸上。
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洗礼，最终，中共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心，夺取了政权。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将中国整体领上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从革命转为建设。到1956年，仅用7年，中共就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大跃进”以及“文革十年”，中共走了弯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1997年，“邓小平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轫。
近年，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震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话题，搅动世界神经。它们共同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个危险
中共可以自豪。90余年来，完成三件大事。
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异常清醒。一路上，危险和挑战始终存在。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震惊全国。1958年5月，骄傲滋长，急于求成，“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高潮。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思想泛滥，惨痛代价接连而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极左路线，让中国道路蒙受损失。
腐败和骄纵的存在，更有甚者，引导民众踏上错误的道路……这对执政党和国家都产生极为负面影响，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考验无时无刻不在，即便是在“黄金发展期”的今天。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四大危险”，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拥有极强适应能力、反思能力的中共，更拥有自净能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唯有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方能永葆“先锋”本色，方能确保“中国路”畅通。
“苍蝇”“老虎”一起打
十八大后，中共加大反腐力度。履新首日，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即“高调反腐”，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强烈信号再次放出：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外。
此外，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原重庆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等10人撤职。而因作风问题，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也自食其果。
日前，习近平有关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讲话，引起全球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
动真格、出实招、逮“老虎”，这是外媒的解读，也是中国民众的期待。当前治腐，既有“秒杀式”的“霹雳手段”，也有拖了月余的“烂尾工程”。动真格，必治“烂尾工程”。
转作风同样备受关注。不摆鲜花、不封路等八项规定，治理“舌尖上的浪费”等，深受民众拥护。
2月4日，立春。这天，习近平在甘肃调研。路上，他再次发出“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的信号。
作为开路先锋，中共始终在路上。
“中国路”的清醒
7.8%，中国GDP增速2012年有所降低，但仍领先全球。相比往年，这个数字的科技含量更高、绿色质素更多。这是主动放缓、积极转型的结果。对于市场经济规律和自身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在战略上十分清醒。中国从不骄傲自满，避免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捧杀陷阱”；也不妄自菲薄，而是用成就击破中国必溃的“预言魔咒”。
中国的成就，无人能否认。探究成功背后的原因，却莫衷一是。国内国外都有人质疑：中国搞的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近些年来，“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概念竞相出笼。这些概念，混淆了市场作为手段和主义作为道路的区别。其实，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方式可以多样；但发展之路该怎么走，却只能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搬别人。中国只坚持一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清醒。
清醒源自反思
中国为什么不走其他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
道路是坎坷的，不时有岔路出现。有前人脚印时，还可循迹向前；脚印中断时，只能靠自己摸索。只要保持清醒，纵然一时迷惑，也能及时拨乱反正。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是唯一的榜样、“最好的先生”，自然要学。但好景不长，中苏很快分道扬镳。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又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当此之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只能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60多年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也曾因严重错误而把国家和民族带入歧途，但每次它都依靠自身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力量，一再改错纠偏。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邓小平果断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这一巨大调整，使中国在30多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是共产党人血液里流淌的反思力量，保证中共集体清醒，赢得人民信任，使它有时间和空间不断进行调整，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就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清醒增强自信
1978年，并非历史分割点，而是螺旋上升的转折点。
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革”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搞社会主义过早，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以改革开放后的辉煌成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看法，深具迷惑性和渗透性，背后潜藏着“乱史灭国”的政治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人民创造历史，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没有前30年思想、物质、制度的积累，没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借鉴，改革开放很难顺利推进。没有1978年果断改革、决然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如苏联一般的严重危机。
昨天的历史，是共产党人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起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前30年的实践有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落实，在改革开放后得到真正贯彻，将来仍会坚持和发展。
清醒助推前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共产党也越走越有自信。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十八大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也为未来明确了奋斗方向。
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放眼各国，类似的挑战，曾在有些国家的不同阶段先后出现。中国问题的“世所罕见”在于：我们经历的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当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时，也把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了同一时空。这一“前所未有”更加要求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复杂形势，沉着应对艰难挑战，团结一心抢抓机遇，在“中国路”上稳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