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７日，中央纪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政府官员以“会员”身份出入于包括餐饮、休闲娱乐和私人会所在内的高档消费场所，相对隐秘地进行奢侈消费，已经显现出了一种新型的“会员卡腐败”。
“会员卡”成为不少贪腐的诱因
近年来，随着国家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官员在办公室、公众场所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贪污受贿形式逐渐被规避，门槛高、安保严甚至不对外开放的会所成为部分官员在进行权力寻租、享受奢靡时青睐的场所，而能享受高档消费的“会员卡”也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到北京市卫生局原工会主席白宏，在梳理他们犯罪记录的时候，人们都发现了“会员卡腐败”的影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３００余万元，被判刑１４年，妻子刘志宏也被判刑１１年。经反贪部门查实，唐若昕夫妇收受手表、高尔夫球会员卡、“打折”房款等合计３５５万元，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百万元。
中国气象局下属北京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石永怡，利用职务便利，在三年时间内将１００余万元公款转入北京某女子会所等多家单位，购买高级会员卡等用于个人消费。
北京市卫生局原机关工会主席白宏，多次从自己主管的市属卫生系统工会会费账户中领取现金支票或现金共计人民币３９９万余元，转入高档美容会所等多家公司，用于支付其个人作为高级会员的美容、保健消费。
据有关办案检察官介绍，包括收受高尔夫球卡、办理高级美容卡在内的涉“会员卡”贪污、受贿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脱离监管也使这种腐败极具隐蔽性，也令犯罪官员抱有侥幸心理。案件中涉及的会所通过所属公司开发票，也为官员们到单位平账提供了便利条件。
“会员卡”背后的秘密
当年厦门远华走私案曝光后，“红楼”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纪周案侦办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原厅长李保唐曾表示，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红楼”，当时他就隐约感觉到，会所在以后很可能会成为推助官员腐败的新温床，值得警惕。
事实正是如此，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以“会员卡”为门槛的形形色色会所遍地开花，既有专门为商界精英和政要人士服务的“顶级会所”“私人会所”，也有普通会所，服务内容则包罗万象，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温泉会所、雪茄会所等专门会所与综合性会所。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普通会所其实还好，关键是豪华会所，由于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都很高，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于地点私密、空间封闭，也成为各种关系“勾兑”的最佳场所，“里面水很深。”
“这些地方都是会员制消费，一般人进都别想进去。”广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接待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私人会所，都会对会员和客人的身份守口如瓶，十分强调隐秘性”。
记者以预约打球为由，致电北京某知名高尔夫球俱乐部，一名柴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个人名义办理会员卡需要交纳６５万元的入会费，若以公司名义则需１４８万元，但绝对不会对外泄露身份。
新华社的有关报道曾披露：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温州高尔夫球协会成立，８月１０日，协会在当地媒体投放了一个整版的祝贺广告，正是这个广告将“兼职”的名誉主席、顾问等人身份曝光，大多来自温州市人大、政协、政府等部门的官员，还有部分为当地知名企业老板……
如何让“会员卡腐败”见光死？
在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八项规定”出台的背景下，官员明目张胆收受钱财和大吃大喝的现象有所收敛，转而进入不少需要办理“会员卡”的隐秘高端消费场所，躲避公众的监督。
记者了解到，许多会所往往以“只有会员才能进入”为“防火墙”，很容易就避开了有关部门的检查和媒体的曝光。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明确规定，严禁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对持有奢侈消费场所“会员卡”也有诸多限制。在我国，尽管各级纪检部门都出台了类似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具有很大的缺陷。此外，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会员卡”发行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因而“会员卡”也就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针对“会员卡”背后可能暗藏的腐败，必须两手出击，一方面出“重拳”治理，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有效地约束权力，杜绝各种“权力寻租”的可能；另一方面，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对以会所为代表的高消费场所的监管，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打击查处力度。同时，严格落实各类“会员卡”的购买、使用实名登记制度，防范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