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6～10倍。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十分复杂。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巨大需求，货币供给过大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都是推高房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堆积的结果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实践者，如今的行业观察者与研究者认为，就北京而言，在“限购令”出台后，85%的购房者都符合“首次买房”和“首次改善”的标准，属于刚性需求。换言之，“刚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购房者的主体，他们支撑着现在的房价。但在“限购令”出台以前，40%的购房者为非京籍人群。那时的上涨中，投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其讨论高房价给年轻人买房带来的困难，不如讨论购房观念的偏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在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陈国强觉得，年轻人事业刚起步或是准备结婚就必须买房，恐怕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视年轻人买房为理所应当，是对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种误解，应当反思。其实年轻人解决住房难题的途径非常多元，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买不起新房子就买旧房子，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买房，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活水平。另外，年轻人工作变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买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牺牲了一部分未来选择的空间。所以陈国强建议年轻人更新居住观念，把人生的其他内容，比如事业发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买房视作头等大事。
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曾对大学毕业生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
他认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集中化趋势。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小城市开放度相对较低，就业中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城市丰富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是对毕业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环境、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好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大城市现象就更为突出。
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土地没有依恋，又受到“天之骄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宁愿留下来做“蚁族”，也不愿回到家乡。
廉思自己的置业之路也并不顺利。2008年时，尚在博士后流动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万元首付是“从父母那儿借的”。次年起他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教师，由于5000元的月供还款压力很大，他把这处房子出租了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他本人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为保障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陈国强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毫无疑问，目前的供给还严重不足。“但对于保障房的供应量，短期内还不能期待过高，因为政府从规划、落实地块，到资金配套，到建设、分配房源，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另外，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队是一个正常现象，陈国强介绍，在公屋制度比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请者为公共租赁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较普遍的。
该不该买房、何时买房、如何买房是年轻人该考虑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依赖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环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铁的车厢内，总能发现五颜六色的售房传单。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轻飘飘被踩在脚下的纸，成为压在很多年轻人肩上最沉重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