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底，我父亲宋任穷所在的湖南工农义勇军第四团队和平江县一个团队奉命按原定的起义时间一起赶去参加南昌起义。当团队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时，地下党派人来通知说因情势紧急，已经提前于八月一日起义了，要团队赶紧撤离这个地方。于是平江团队与四团队分别向平江、浏阳方向撤离。四团队到了江西的铜鼓县时，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部队连日行军需要休整，也得需要筹饷，补充武器弹药。江西国民党省政府想拉四团队，四团队于是决定利用他们，假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混成旅）的一个团，暂驻铜鼓县，但有个条件：听编不听调。在铜鼓，主要是训练部队。四团队党代表潘心源离开部队到湖南找党的关系，父亲被派去与省委来的秘密交通员一道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
当时南昌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敌人在城的入口处布满了哨,像恶狼似的搜查盘问着来往行人。父亲与交通员互相使了个眼色，从容地向检查口走去。还未等警察开口盘问，交通员就大大方方地主动上前问路，这样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盘问的警察很不耐烦地让父亲两人通过了卡子。
在南昌，由江西省委安排两人住下等待省委指示。父亲当时只有十八岁，从未进过大城市，连县城也没到过。这次到南昌，感到很新奇，每天出去看一看，并暗地观察街上的情况。父亲看到的是南昌城内一片恐怖气氛，几乎天天都有杀共产党人的布告。和“马日事变”后，湖南屠杀革命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没有两样。几天后，省委派人来了，让父亲去。父亲向省委书记汪泽楷报告了情况。汪泽楷听后让父亲赶快离开南昌。他说他们要发传单搞活动，让父亲在行动前离开，并要四团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到那里再说。说着，汪泽楷写了一封密信让父亲带走，同时还拿出近百块的袁大头一定让父亲带上作为路费。
这样父亲与交通员两人就带着信与袁大头经茶铺去铜鼓。由于带的路费较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父亲与交通员便请了两顶轿子，一路奔铜鼓而去。还没到茶铺时，父亲他们请的轿子行程就已经满了，两人便步行上了路。到了茶铺时，一帮国民党士兵气势汹汹地上来拦住了父亲他们两个人。“站住，干什么的？”几个士兵过来用枪挡住了他们。“做小生意的，到铜鼓贩点园椒。”士兵上下仔细打量着父亲和交通员，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把枪收回准备放行。两人刚松了口气，忽听身后一声吆喝：“慢着!”一个长官模样的家伙提着匣子枪晃了过来：“你们看到后边有两顶轿子吗？”交通员很机灵，随口就答：“正在后面，快到了。”国民党士兵一听，急急忙忙向后面跑去。看来是走漏了消息，真悬，差一点就出了事情。摆脱了这些人的盘查，父亲他们赶快走了。
过了茶铺，父亲与省委的交通员分手了。父亲独自去铜鼓。父亲走到铜鼓县的一个小镇子住了一晚后，接着向铜鼓县城走。一打听，他们的大部队已向南走了，父亲赶快去追部队。赶上部队后，欧阳晖高兴地告诉父亲：潘心源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缜密部署，统一领导驻在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胜利地举行了秋收起义。让父亲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见到毛泽东。当父亲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毛委员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父亲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父亲的汇报。我父亲把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详细地向毛委员作了汇报，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他，把剩下的银元、铜板一个不留，全部交公。毛委员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父亲讲：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毛泽东从汪泽楷的密信中了解到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革命武装，并经过调查后，认为应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就这样，我父亲随着秋收起义部队，跟着毛泽东委员向井冈山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