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正式发表70周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召开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943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解放日报》正式公开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讲话》集中阐述的核心问题。《讲话》鲜明地提出文艺要与群众相结合，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革命文艺同一切旧文艺的最本质区别。同时，《讲话》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没有忽视对文艺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的尊重，提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要求的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70年来，《讲话》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国革命文化运动的航程，哺育了几代文艺工作者，对我国文学艺术、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根本性问题，不仅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完全立足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延安文艺工作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和复杂的人生阅历。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很多同志“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将这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可谓切中要害。
《讲话》指出：文艺究竟是为什么人的？立场不同，答案自然也各不相同。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文艺与党的宗旨、任务相一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为了人民大众。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在此基础上，《讲话》还就服务的方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文艺工作的创作机制等一系列关于文艺活动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
《讲话》正确引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把文艺工作队伍很好地组织了起来，推动了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讲话》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我们党的宝贵政治财富和思想财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产生人民艺术家、文化活动家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来自“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宣传部门的骨干，他们发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优良传统，在文艺服务人民方面作出了更多、更新的贡献，堪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10余位研究人员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他们是：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王燎荧、天蓝、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作为第一代文学所领导班子，以何其芳为代表的文学所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积极组织学术活动，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了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沙汀、陈荒煤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学所领导班子，依然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学术方向，坚持学术为人民、为中央和政府决策服务的原则，积极配合中央推进思想解放，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文学学术界的春天。可以说，文学所的发展与“鲁艺”密切相连，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指导下走过来的。老一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始终不渝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学术精神，对文学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剧烈变化，在学术事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学者思想不端正、追名逐利，甚至存在学术品质不端等道德问题；学术研究本身则存在风气浮躁、不接地气、脱离现实和人民的现象。这些情况令人担忧。
面对学术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乃至乱象，我们确有必要重温《讲话》，确有必要重提学术研究“为了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明确学术研究的根本宗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坚持大众化与民族化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
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本质也是为了人民群众，也要依靠人民群众。如果学术研究不关注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又怎么会关注学术研究？树高千尺在根深，学术研究只有立足于人民群众，才能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如果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凋零枯索。那么，学术工作者究竟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呢？《讲话》的发表，“鲁艺”的实践，给我们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大众化，二是民族化。
大众化的方向，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这就是说，要做到文艺与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普及。
何其芳同志创办文学研究所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普及工作。他根据各位专家的特长，邀请他们编选经典读本，反复打磨，遂成精品。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钟书的《宋诗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都是大专家编写的文学读本，前后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何其芳同志又考虑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普及知识加以系统化，于是仍以这些专家为核心组成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先后编纂了综合性的《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通论性的论著，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赞誉。这些专家的名字，往往是与这些文学普及读本和综合性论著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化的方向，就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民族的形式和特性。中国文学的形式和特性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久弥新。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也必然遵循这种形式和特性，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指出，民族化本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借鉴不等于照搬，更不等于创造。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哪些有益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结果。
今天，我们重提大众化与民族化问题，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向人民大众传播文学知识、文学理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形式和中国的特性来讲述中国的文学，并以此作为有效途径，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梦。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历史传统决定的。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而今，我们必须继承这一传统，沿着大众化、民族化的正确方向，在积极推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工作者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学术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目标和学术追求？重温《讲话》，仍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讲话》专门谈到文学艺术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力戒空谈，谦虚谨慎，走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是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关于以什么作为学术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答案。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都有各自的不朽价值追求。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者，不能钻故纸堆，一心追求个人名利的实现，或者通过哗众取宠来追求关注度，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担起现实关怀的文化责任，彰显学术研究工作者的文化力量，实现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
范文澜同志受业于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年轻时的一部《文心雕龙注》奠定了他不朽的学术地位。如果范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可以成为像黄侃那样的国学大师，在学术圈内受到赞扬。但是，他到了延安以后，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传播方面，在艰苦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成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范文澜的这种选择不值得。然而，与那些书斋式的学问相比，范文澜的著作传播得更为广泛，起到的社会作用也更重要，党和人民群众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事实证明，谁能赢得人民大众，谁的学术价值就能延续得更为长久。
而今，确有一些学者重视个人名利，轻视文化普及工作，很少有耐心潜心磨剑，打造精品，更不愿意参加集体性项目。他们认为老一辈学术工作者从事的文学选本、文学史撰写这类工作，多为普及性质，没有学术个性，没有学术含量；集体项目无法凸显个人价值，认为只有象牙塔中的个人学术才有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诚然，学术研究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劳动，受到个人学术兴趣的制约，但是，个性化劳动绝非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和视野。个人生活和视野不仅有量的局限，也难免有质的局限。生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深入生活，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关注人生，就是关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最基层群众的生存状况和文化水平。只有学术工作者放下身段，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并且以相适应的学术成果去满足他们，国民的总体文化水平才能获得普遍提高。而学术工作者只有紧贴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现实关怀，才能将学术从苍白的象牙塔带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之中。学术研究不是一项旧社会中贵族式的个人文化消遣，它是与人民休戚相关的事业。如何处理好与人民、与时代、与国家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世界上没有所谓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艺术发展史。重要的学术研究，无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而获得其在学术研究上的牢固位置。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我们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70周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结合现实，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深入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将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