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习仲勋（右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出席活动。 图片选自《习仲勋的故事》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习仲勋离开延安，来到这座20年前他曾因闹学潮在此系狱的古城。
正是全国解放胜利的前夜，警卫员岳玉峰倒水时，一颗冷弹打穿了他手提的开水壶。此时，习仲勋正全力以赴主持西北局的日常工作。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这一天，习仲勋照例工作到深夜。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萧条、民族矛盾突出。如何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他首先从民族问题着手。
■ 以诚交友肝胆相照
40年后，全国政协原常委黄正清忆起当年，仍不胜感慨。
1950年3月，这位在藏族群众中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原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直率地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牧区群众用惯了银元，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防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枪就是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的紧张和不满。
黄正清说，当时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该讲的。没料到，习仲勋很高兴，军政委员会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我认定共产党说话算数，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在机场上，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曾任习仲勋秘书的范民新记下习仲勋第一次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见面的情景。那时，14岁的班禅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谈判，路过西安。少年活佛紧握习仲勋的手，激动不已。流离内陆许多载，重返西藏的梦想即将实现。
受中央委托，习仲勋为班禅顺利返藏倾注了心力。他嘱咐班禅，回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启程前一天，在听取护送班禅进藏干部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后，他又反复阐明，要防止过急过高的要求。“总认为人家落后，殊不知人家就是一个封建集团，是一个反帝爱国和赞成共同纲领的封建集团，但又是我们必须联合而又可能推动其前进的一个封建集团。”
堪布会议厅要员们提出，再拨枪支数百条，尚需银元数万元，还要带一辆小卧车到日喀则给班禅用。习仲勋答应翌日即全部兑现。
时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的汤洛座谈时在场。他问：小卧车怎么运去？习仲勋答：缷成部件用骆驼驮。班禅一行告辞后，汤洛说：听你口口声声叫他“佛爷”，心里怪别扭！“那有什么，”习仲勋道：“这是民族政策嘛。”
尊重换来交心。除十世班禅和黄正清，习仲勋还结交了如新疆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喜饶嘉措，宁夏马震武、马腾霭等许多党内外民族朋友，皆是肝胆相照。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送走班禅回到青海省委，习仲勋立刻同青海党政军负责人，继续研究争取藏族千户项谦回归。
项谦是昂拉部落头人。青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仍然让他管理昂拉地区，还聘他为省政协委员。但由于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加上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项谦始终在怀疑观望。1949年年底，青海马步芳残部许多骨干逃进了昂拉部落，利诱与谣惑之下，项谦公开叛乱。
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家梁说，考虑到如何处理昂拉叛乱对广大藏区工作的影响，习仲勋在电话中对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张仲良说：“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他坚持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解决。
时任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的秦川记得，此后近两年间，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诸多人士，反复10多次说服争取。最后，就连项谦的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都主动与其脱离了关系。在政治争取无效，项谦已十分孤立的情况下，习仲勋和西北局才同意了进剿方案并上报中央。
1952年5月，解放军不用两天就打垮了叛军。项谦逃进南乎加该森林。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当地工委再次派出10数人持信去寻项谦。两个月后，这个部落头人终于归向人民政府。回家的项谦看到政府对其财产和家人都照顾得很好，部落群众安心生产，深受感动，说自己“罪恶之大，杀了头也不足以消除”，“我将永远感激”。
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 稳进慎重求团结
项谦回归时，习仲勋正在新疆，执行中央指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
秦川回忆，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但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没有执行此指示，提前进行土改，造成了不良影响。
习仲勋受中央委派抵达迪化。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他分析说：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消灭。
习仲勋强调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稳进慎重”，是习仲勋在听取护送班禅进藏干部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就提出来的工作方针。
这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真知。在青海塔尔寺视察时，习仲勋曾问农牧民，愿不愿意“土改”？群众们都说“不愿意”。原来，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土地分到户，大家都担心寺院就没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习仲勋回去后即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土改。
1952年8月，中共中央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习仲勋这才离开西安。
当记者结束采访时，西安古城夜幕已降。钟楼、鼓楼在彩灯照射下显得富丽堂皇。在这座古城里土生土长的小伙子贾铭君告诉记者：这让西安人引以为傲的古城墙本来是要拆掉的，还是多亏习仲勋的批示才保下来的呢。
从尊重民族、尊重宗教到尊重文化，本是一脉相承。
习仲勋语撷
●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摘自习仲勋1951年对西北区护送班禅进藏工作干部的谈话
●要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管得少，只是少数人动手，多数人不动手。其次是照抄照转，错转、错办，处理草率，互相推诿的现象很严重。
——摘自习仲勋1957年在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专家评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虎生——
习仲勋为新时期统战工作重新定位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主要分管党的统战工作。他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理论贡献之一，即在赋予其准确的历史定位。
习仲勋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的任务也要随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建设四化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根本愿望与共同利益，所以新时期统一战线所要处理的重点也将变成党与非党的关系，所要服从和服务的对象亦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仲勋要求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应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在各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
在习仲勋分管宗教、民族与统战工作期间，中央书记处指导形成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提出了“宗教信仰论”和“宗教功能论”的科学主张。习仲勋也在全国宗教局（处）长会议上提出，既不能采取行政手段人为消灭宗教，也不能以行政手段人为发展宗教；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是遵循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