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通人情、重感情，是获得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但如今，一些人受不良风气影响，为功利思想驱使，人际交往中由注重礼仪而逐渐变为关注利益，导致人情渐渐变了味道。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情观”。
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多次婉拒亲戚朋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要求。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托人找到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毛泽东1949年秋在致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杨开智……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又给杨开智写信：“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这些往事，反映出毛泽东同志的“人情观”：讲人情，对亲朋好友给予关心爱护，但不因此而放弃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按原则办事，把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去考虑问题、处理事情。毛泽东的“人情观”折射出他的开明气度和博大胸襟。作为党的领袖、国家主席，向一些部门推荐人，数荐不纳，毫不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恭不敬，而是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所以“未便再荐”，便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若党员干部都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群众自然会报以钦佩和敬仰之情，就会打心眼里相信党、拥护党、跟党走。毛泽东的“人情观”也反映出他严格自律的革命风范。上级要给下级做好表率，对有悖于政策规定的，敢于说“不”。古人云：“上不正，下不行。”“己不正，焉能正人。”试想，假如领导同志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正，以权谋私，耳濡目染之下，“身边人”能不被“污染”吗？若把权力当成是私家财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败坏的必然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毛泽东同志的“人情观”并不深奥，关键是身居要职严格自律，以上率下绝不自傲，执政为民落到实处。它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绝不能让“人情”侵蚀政策，损害党性原则。对比之下，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在对待人情问题上着实应感到汗颜。有些党员干部，明知道有些事不可为、不能为，但碍于面子、囿于感情，当起了“关系户”的“保护伞”，或成了变味“人情”的俘虏，因此而走上了邪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所以，要想取得人民拥护，要让自己不至于栽跟头，党员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切实规范从政行为，避免陷入“人情”的泥潭，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一身正气和高洁品质，经受住各种诱惑考验，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