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开始，尽管瞿秋白已离开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把他作为“共党要犯”而列为重点逮捕对象。1931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悬赏通缉七名中共重要领导人，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余各一万元。同月21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报告，令各省市和各军统一协调缉拿。
对于瞿秋白这样的“钦定要犯”，藏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鲁迅为了保护瞿秋白却不惜以身试“法”。所以，瞿秋白曾对人讲，鲁迅在他危难之中临危不惧地保护了他。
瞿秋白曾三次在鲁迅寓所内避难，两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末次是鲁迅居住在大陆新村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当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了，许广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晚间到来的时候，许广平因鲁迅不在家，就把她和鲁迅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里住下。过了几天鲁迅回归，非常满意许广平这样的安排。瞿秋白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他和鲁迅两人有谈不完的话语，常常漫谈到深夜。在这次离去之前，他给鲁迅留下一首手抄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在同年12月9日，瞿秋白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鲁迅、许广平的儿子海婴。瞿秋白还特意在盒盖上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鲁迅家人对他的称呼——笔者)”！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盒玩具的盒盖已经遗失，现在只有几个零件还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二、三月间，当时英国著名的“左倾”作家萧伯纳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夫人寓所参加宋夫人宴请萧伯纳的午宴。同席为萧伯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孙夫人、鲁迅共七人。
傍晚，鲁迅归来时便将在孙夫人家的情况对瞿秋白复述一番。鲁迅和瞿秋白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作家的访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于是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换了意见之后，便亲自动手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之华和许广平负责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给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那本《萧伯纳在上海》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一本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都付给瞿秋白，这对于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瞿秋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到2月底瞿秋白就又走了。因敌人追踪甚紧，瞿秋白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那时情况危急，每一搬家，就大都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瞿秋白的许多书都散失了，许广平送给杨之华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一次仓促搬家时丢掉了。
鲁迅常常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总想对他加以帮助，1933年3月1日、3月3日，鲁迅亲自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显然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鲁迅满意地租了下来。
瞿秋白因有一时的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在短短时期以内，就写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用鲁迅所用的笔名，由许广平誊抄后，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作品投寄给《申报·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鲁迅将它们编进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下笔很迅速，住在她家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鲁迅从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拿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送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
当时，鲁迅正和“新月派”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和“第三种人”论战，瞿秋白和鲁迅总是并肩作战、互相呼应。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是很一致的。由于瞿秋白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此鲁迅书写举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相赠。其内涵不言自明。
瞿秋白夫妇第三次来鲁迅家避难，是1933年7月下半月。
1933年6月初，瞿秋白夫妇跟冯雪峰同住不到两个月，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了，牵连到他们的住处，情况十分险恶！“到周先生家里去罢！”瞿秋白夫妇和冯雪峰都毫不犹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说出了这样一句同样的话。当时是夜里，又刚好下大雨，瞿秋白等人坐上黄包车分头出发了。
约在深夜二时左右，鲁迅和全家人正在酣睡，忽然听到前面大门被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开门后，鲁迅见瞿秋白夹着一个小衣包，仓促走来。瞿刚到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急迫地响起来，这回却是杨之华不期而遇地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也是同志的小姑娘进来，原来是一场虚惊，瞿秋白又在鲁迅家里住了一段不太长的时间。
在这次避难期间，鲁迅为了使当时很拮据的瞿秋白能得到一笔稿费，便请瞿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言。瞿秋白一连几天阅读并研究鲁迅所发表的杂文，然后用了几个晚上将此书编成，该书序言15000余字。鲁迅将书稿送交北新书局出版后，鲁迅即给瞿秋白“编辑费”200元。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持续不断的在经济上的支持，瞿秋白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在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那么多传诸后世的文章和译作的。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忽一日，鲁迅接到一封从福建长汀的来信，是瞿秋白不幸被敌抓去了，起先他冒充医生，还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求接济。鲁迅收到信以后，就和弟弟周建人一道设法从各方面筹资，打算买一个铺子，以此作担保去跟监狱当局交涉，将瞿秋白保释出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就义，时年三十六岁。瞿秋白英勇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一时未能知闻，所以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后来确信瞿秋白已经为党捐躯了，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他感到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未能完成为亲密战友服务的心愿。
为了纪念这位“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知己，鲁迅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与茅盾、郑振铎以及瞿秋白生前的其他几位好友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
鲁迅与茅盾商定，先印瞿氏译文，取书名曰《海上述林》。于是，他们从10月22日开始着手编辑。至于编法，鲁迅在此后致曹白的信中说:“《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吧。”
何为鲁迅所说的“公谟学院”？公谟即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意即到革命胜利以后，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机关去审定烈士的文集。
10月2日，也就是鲁迅逝世之前的17天，在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寄至上海。《海上述林》的印刷非常考究，分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并配有插图。精装本书脊，用麻布做封面，字是金色，形式典雅；平装本用天鹅绒做封面，同样用金色。由于受国民党白色恐怖影响，这本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只有书脊和封面上印了鲁迅亲笔所写“STR”(即史铁儿，瞿秋白曾用过的笔名——笔者)三个金字，书名亦由鲁迅亲笔题签。此书以“诸夏怀霜社”署名，“诸夏”，即中国，“霜”为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