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刊登在1932年《红色中华》上的反映苏区反贪污反浪费的漫画。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
在我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廉政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即使是在极其艰苦的苏维埃时期，面对艰苦的斗争环境，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1933年到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就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反贪污浪费运动。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初始的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活动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从成立初始，就大力倡导节俭经济。1932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严格缩减用费，禁止浪费经济，帮助苏区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不定期地派人对苏维埃区域内的各级政府的工作进行检查。财政支出，成为检查的一个重点。1932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中央执行委议会副主席项英的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文中针对当时中央政府派人员清查苏区兴国万太赣县等县级政府财政时，所发现的当地政府机关出现的开支浪费现象，及兴国县政府领导、县财政领导吞没公款、假造账目等严重的贪污舞弊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对于这种随意浪费，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如若继续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纪律来制裁。”“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并严厉指出：“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要从一些小的浪费现象抓起”
为了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对中央机关和县级等政府机关出现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贪污现象对苏维埃经济的影响，苏维埃中央开始进行检查整顿。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共同签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明确提出了贪污和浪费行为应受到的处罚，其中第一条就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中央工农检查部还专门做出指示强调，反对贪污浪费要注意从本部门抓起，要从一些小的浪费现象抓起，特别指出：一个大的贪污浪费案件，常常是从一件小的事件中深查出来的，如瑞金发现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的浪费这一小事着手抓出来的。
“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以后还应用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言中特别强调指出：“应该使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就在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前夕，苏区中央工农检查部就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全苏区掀起了一场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
此次反贪污反浪费运动，首先在中央一级机关展开。主要由中央工农检查部负责对中央机关进行检查，所检查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以及财政、劳动、土地三个部等。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检举运动历时两个多月，取得了很大成绩。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指出了这次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成果：共查出贪污钱款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送交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三人被开除公职。总结还着重指出了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缺点，并提出：要将中央一级的反贪污斗争经验，运用到各省苏区去，广泛地开展检举运动。
“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密切不可分离的”
早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在分析造成当时苏区各级机关出现的贪污浪费的原因时就曾指出：造成贪污浪费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有的地方的领导者将涉及财务方面的工作交由自己的亲戚，对其工作不检查，不监督，任由其贪污行为的发展。对贪污分子平时工作消极、贪污浪费行为不能及时察觉。比如中央总务厅在被群众举报发现有贪污问题后，其主要领导最初不相信群众的举报，后尽管在监督部门的要求下进行调查，但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深入群众，以主观的看法作结论报告给监督部门。在对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中，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也指出：“贪污腐化的发生，是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存在，因此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密切不可分离的。”
苏维埃时期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的启示
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自上而下，针对政府机关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倡导节俭和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1、苏维埃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开展的全苏区的反对贪污浪费运动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命令，突显了苏区中央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时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项英还亲自赴云都调查该县的贪污腐败的情况，并写出了对云都县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贪污腐败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对云都县的贪污浪费现行的方式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从而引起苏区党和政府的警醒。
2、建立较为健全的监督检查机制。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针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情况，实行工作检查。1932年3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五号命令即《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命令提出了对各级政府工作的六项检查内容，其中第三条是检查“节俭经济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各级政府做到了什么程度？成绩怎样？”第六条是检查各地财政统一情况。包括“各地切实执行没有？其程度如何？有些什么障碍？在统一财政中发现有隐藏、贪污情形否？”正是有了这些针对性的检查内容，使得检查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做到了有的放矢，也是苏维埃各级政府机关贪污浪费现象被发现的重要方面。同时，较为健全的检查监督机构是查处贪污浪费现象的有力保障。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苏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机构都承担着对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的职能。组织突击队，在苏区各地的工农检查部指导下，监督政权。突击队的人员不固定，主要任务就是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对苏维埃的一些政府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进行抽查，以揭露被检查机关或企业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
3、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舆论监督。在此次反贪污浪费运动中，苏维埃中央积极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从而使很多贪污案件被揭发出来。并通过党的机关报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等现象进行批评。如《红色中华》专门开辟“突击队”、“铁锤”等专栏，揭露苏区政府机关干部利用职权贪污浪费现象。同时，充分利用《红色中华》的宣传作用，将发现的贪污浪费的问题及时公布在报上，从而使更多的党员群众对反贪污浪费斗争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加深了反贪污浪费斗争的影响力。
以史为鉴，我党的这次反贪污浪费运动对我们今天的党的建设无疑有启示作用。
（作者为中央档案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