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时，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他知道后，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赶快拿走！”然后问王光美，知道不知道，为何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有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81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1964年7月，他到济南搞调研，有一天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搞这一桌饭，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
刘少奇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那里的厂长、总工程师、党委书记住的是一幢幢的公馆，而其他干部和工人宿舍则是另外一幢房子。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宿舍里，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而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视察某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理解和拥护。
周恩来：治家无私正直
在周恩来20多年的总理生涯中，他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有的甚至求要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
战争年代，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周恩来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属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的总理，共产党的高官，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更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在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望；二是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不能用招待券；五是不准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是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事业前进。”
对于过“亲属关”，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陈云：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生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到了党的事业之中。他从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都不参加不出席。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几乎都被拿了下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时，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看这次序不能颠倒啊。”1982年在编辑陈云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一定要写明，他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经过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不收礼、不吃请”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更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
建国后，他坚决要求在待遇和宣传上不能把自己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给五大书记每人一辆骄车，他坚持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自己的小传。但是，当遇到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却从不退缩，挺身而出。而遭受到打击时，他又能遇变不惊，泰然处之。
90岁的陈云去世后，留下的遗物是：3卷《陈云文选》、少量存款、上百盘评弹磁带和对子女的教诲。陈云有5个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出结果。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云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有一次，他的小儿子陈方为买脚蹼，从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陈云知道了这事，叫来陈方，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简短的对话后，陈云郑重地说：“记住，节约一分钱也是节约人民的钱，我今后看你的行动。”
彭德怀：“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30年夏，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转战鄂东南，由于战事频繁，加上生活艰苦，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起来。
警卫员看到这种情形很是焦急。有一天，他暗地里让炊事员下了一碗汤面端到了彭德怀面前，看到面汤里还有几片猪肝，彭德怀问：“哪里来的？”“我看到你连日熬夜操劳，怕身体拖垮了，特地请炊事员做的。”警卫员回答
彭德怀听后，非常严肃地说：“谁给你这个权力？我一再强调，红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能搞特殊！”
警卫员还想再解释，彭德怀猛地站起命令道：“不要说了！你快给我送回去！”这时炊事员连忙过来打圆场：“军长，面已做熟了，不吃也是浪费，还是吃了吧！下不为例就是了！”
“不能就是绝对不能！这个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就不能说服人。我彭德怀闹革命不是为个人吃好的，如果只为享福，我就呆在国民党里，享受好吃好喝的了！”说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子掉在了地上。
炊事员看到军长怒气冲天，顿时不敢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缓缓地说：“同志哥，你将这碗猪肝面送给重伤员吃吧。”转头又批评警卫员：“以后约法三章，谁也不准违反。”
1955年，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某军事院校视察工作，他的侄子彭启超恰好也在此学习。汇报会上，彭德怀知道该学院要给侄子授予上尉军衔时，板着脸对院长说：“启超的军衔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尉军衔比较合适。”
院长连忙解释说：“这是通过群众评议后党委审批的，他1945年参加革命，没有特殊照顾。”
彭德怀说：“根据他的表现和德才情况，我看还是定中尉吧。”
后来，学院采纳了他的意见。为此，侄子老大的不高兴。彭德怀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56年秋天，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开会。当他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而且多数一年到头都空闲着时，他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着看了很久，越看脸色越沉重。
离开景区时，他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人讲：“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才怪呢！”
陈毅：“这个条子我不能写”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接到信后，叫秘书把信转到了信访部门，自己并没有过问这件事。后来，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的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后来，工作人员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都时刻提醒自己并教育亲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权力是人民给的，应用来替人民办实事，不能用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才深深地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