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我们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以其三十六岁的短暂人生创造了至少三个第一。
系统提出建党思想第一人
众所周知，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建党思想。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马列文献，较早接触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在其影响和启发下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思想。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1920年8月和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长信中。
首先，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若要改造中国，必先“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器”，“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 各国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 “观此变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至于党的阶级基础，他不认为“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若归之命”。相反，他深信“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其次，蔡和森主张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蔡和森看来，“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这事关系不小， 望你注意。”就是强调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依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组建中国共产党。
再次，蔡和森强调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进一步指出：“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为说明这一主张, 他专门列了这样的公式：“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为保证实现党的这一纲领和目的，他认为党组织必须集中统一，并且有严格的纪律。他主张：“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无论报纸、议院、团体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活动”。“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的上述建党思想和主张深深地帮助和影响了党的创建工作，保证了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一个真正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第一人
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他经陈独秀等人介绍在上海入党。1922年6月，他出席了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了二大宣言，并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宣传二大的政治纲领及一系列决议，党中央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以办一种短小精悍的周报为宜”的意见，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创办公开发行的《向导》为党的机关报，由蔡和森任主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2 年9月13 日《向导》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
致力于出版一种理论刊物, 是蔡和森多年的愿望。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等人，建议创办“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传播“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回国后有机会创办、主编党的机关报，他当然乐此不疲，不辱使命，以顽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和废寝忘食的拼命精神，致力于这项意义非同寻常的工作。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联系印刷，他都亲自过问。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他带领《向导》周报编辑部经常搬迁，出刊日期也经常更改。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以编辑部名义，多次向国内外的热心读者和革命同志募捐，从而基本保证了《向导》的正常出刊。蔡和森主编《向导》以贯彻反帝反封建纲领为宗旨，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及时介绍党的方针政策，客观报道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同时，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需要，开辟了多种形式的专栏。比如，从第25期起开辟《中国一周》《世界一周》专栏，从第56期起，开辟《什么话》《麻肉世界》《政治常识》专栏，并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推出特刊，曾先后出版《十月革命特刊》《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孙中山先生特刊》《五一特刊》等。另外特设《外患日志》《读者之声》《各地通信》等专栏, 使《向导》既有重点突出的内容又有喜闻乐见的形式，发行量由数千份增至十余万份，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蔡和森既是《向导》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 有时一期多至四、五篇。除以“本报同人”“记者”身份发的文章外，还以“和森”“ 振宇” 署名发表文章166篇，是仅次于陈独秀的高产作者。他的文章不仅文笔酣畅，通俗易懂，体裁多样，而且观点鲜明，思想深刻。他提出的诸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用民众武装解除军阀武装”等一系列观点，对于促进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任职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离开《向导》。但他的名字始终与《向导》系在一起。正如李立三所说：“《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撰写中共党史专著第一人
1925 年10 月, 蔡和森离开《向导》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其间应邀至东方大学中共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言，后油印成册，广为流传，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
蔡和森在其中阐述了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使命，以及党的“二大”“三大”“四大”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的指导思想, 但应当用到各国去, 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观点，这无疑是毛泽东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
再比如，从“中国产业的发展”“自然的罢工运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先进分子的形成”五个方面来说明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已成为撰写党史相关内容的一种基本思路。而他提出的“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引导全国民众作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观点，事实上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种表述。尤其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论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概括。
蔡和森不仅对早期党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作出有益探索。他在“报告的意义”中指出：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要知道党的生活及其斗争经验，以及要做一个好党员，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况且“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这实际上是从研究党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党史这一重要问题。
那么，怎样研究党史呢？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部分，开篇就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并在 “总结论”中进一步指出党史就是“说明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可见，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党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党的发展过程为对象，以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为基本内容。这就初步建立了党史研究的体系框架。另外，他在这部著作中运用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也都为党史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方法论基础。
在中共党史上，一个人能占一个第一就实属不易，蔡和森却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这三个第一，实际上是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三个不同时期（即国外、国内、再国外）的三个标志性贡献。而今，在迎来他诞辰118周年的日子里，缅怀他的这些丰功伟绩，仿佛看到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