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不愿意用法律的理性压制体育的激情,但是面对有损体育机体的严重越轨行为,我们不得不启动至少是夯实最后一道防线,以便更好地守护体育这一方纯净的圣土
吾爱体育,但吾更珍爱生命。
波士顿马拉松赛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受伤且无辜的人们身上的血迹尚未擦干,已经跨越国籍与种族的人们的心灵仍沉浸在深深的震撼中。可惜,这种震撼不是体育本身带来的,而是拜体育机体所滋生的体育暴力犯罪所赐。
沿着体育运动史,稍微往前回顾一下,不需要太远,就能看到一起起血淋淋的体育暴力事件。2012年2月1日晚,在埃及塞得港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了74人死亡,248人受伤的惨剧。2012年欧洲杯行将落幕,波兰内务部长亚赛克·西乔奇基在半决赛到来之际对外宣称,德意大战赛前遭受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其实,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品种,体育暴力犯罪在古罗马竞技场上就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而随着现代体育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体育犯罪则呈现出复杂、多变和细化的特征,其主体、侵害对象以及类型皆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
以体育暴力犯罪为例,它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身体暴力,而是逐渐滋生出体育流氓犯罪和体育恐怖犯罪。尤其是体育恐怖犯罪,其突出的社会危害性不光体现在其对生命杀伤力的扩大化上,还体现在对人们精神的钳制上。
为何近些年来恐怖主义盯上体育运动?概括而言,现代体育的发展基本上延循着两个维度,即体育的国家化和国际化。前者使得体育竞技运动沾染上政治与民族色彩并往往演绎成为一种国力的较量,而后者则促成了体育运动的产业化。而此让体育暴力犯罪者尤其是体育恐怖犯罪者更容易找到制造波及世界和广泛政治影响的犯罪场域。尤其是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种具有广泛参与性和影响力的体育盛会更容易成为袭击目标。
当然,针对体育暴力犯罪尤其是恐怖主义袭击,体育赛事主办方乃至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谋求应对策略。不过总体而言,这种应对策略还是更多地限于情报收集、队伍调配、组织架构、国际合作等安保层面,而能够持续、规范发挥效力的应对机制还应当上升到法律层面。
而且,体育犯罪不止于恐怖犯罪,在当代体育产业化链条的每一个罅隙中,都能捕捉到形态各异有损体育机体的病灶。体育诈骗、体育贿赂、体育色情、非法赌球等与体育相关的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越来越突出。这也使得体育犯罪及法律尤其是刑法如何应对成为显性命题。
根据上述,在发生学意义上,体育犯罪概念已有提出之必要。而借助类型化手段,体育犯罪可以分为体育贪渎犯罪、体育赌博犯罪、体育色情犯罪和体育暴力犯罪几种。其中,体育贪渎犯罪近几年最为常见。在我国以杨一民、谢亚龙、南勇、陆俊、祁宏、邵文忠等足协官员、裁判、球员和俱乐部高管等涉贪获刑最为瞩目。色情行业也在运动场找到一块栖息地,一场体育盛会往往也是色情服务者的盛宴。而体育暴力犯罪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体育恐怖、体育伤害、体育流氓等犯罪。
大多数的体育犯罪尤其是体育暴力犯罪属于有悖伦理的自然犯,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因而更容易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灵上的震撼。针对体育犯罪尤其是体育暴力犯罪,各国政府也制定了针对性的法律。如我国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文本加大对体育等大型活动的法律应对。
但在我看来,仅此还不够,为了持久、规范、有效地应对体育犯罪,尚需要谋求刑法上的应对。当然我国《刑法修正案(三)》也增设了恐怖犯罪的相关规定。而且关于体育伤害、体育色情、体育赌博、体育贪渎等犯罪行为也大都能够得到刑法条文的照应。不过,相关体育犯罪行为散落在刑法体系的不同罪域之中,对于集中管控体育越轨行为和体育犯罪行为而言,多少显得有些凌乱、无序。
就此,至少首先应当从学理上构设专门的体育刑法,以期对现实中的体育犯罪提供技术上的有力支撑。具体而言,构设体育刑法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关注,指导人们如何对体育犯罪行为和入罪临界点的体育不法行为做出技术甄别和处理。对刑法规范中的体育犯罪予以梳理并归类以利于人们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刑法。相对专注的研究路径便于人们警惕徘徊在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体育越轨行为,并作出快速反应。
至于构设体育刑法的路径选择,笔者以为,结合国内外几种刑法立法模式和目前中国刑法典的颁行方式来看,以下思路较为妥当,即采用先单行刑法、再刑法典,从分散到集中,刑法典为主、单行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关于体育犯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对其他附属刑法相关规定的处置,体育刑法形成后的补充立法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斟酌。
总之,我们虽不愿意用法律的理性压制体育的激情,但是面对有损体育机体的严重越轨行为,我们不得不启动至少是夯实最后一道防线,以便更好地守护体育这一方纯净的圣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