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贺子珍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女性。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那一段阶段，是红军时期我军少数女将之一。
贺子珍是一朵绚丽的“井冈之花”。她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成长，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枪林弹雨中成熟，历经了红色军队从初始到壮大的全过程。她的身上凝聚了红军女战士的种种美德，她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顽强不屈的历程分不开，她的无私精神和品质是井冈山红色战士的光辉写照。
贺子珍（资料图）
贺子珍根据党的安排，带领工作组到西乡夏幽区塘边村，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她到塘边村，住在一位贫农婆婆周香姬的家里。
革命根据地刚建立，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毛泽东决定制订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为此，他亲自去进行调查研究。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第二次来到塘边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工作队只好安排他也住在周香姬老婆婆家。
正是这一次共同住在周婆婆家，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由相识而相知，萌生了爱情。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从“塘边遇险”之后得到了升华。
一天，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队长边跑边扬言：“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
此时，毛泽东同贺子珍正在一起分析调查材料。情况万分紧急，枪声已经四处响起来了。贺子珍感到有些紧张。因为驻在附近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
“怎么办？”她焦急地抬头看了看毛泽东。
毛泽东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仍旧抽着他的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头脑非常冷静，思绪清晰。他考虑了几分钟，说道：“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的仗不能打。”
然后，他把手头的烟蒂一扔，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有了准备，在村里抢掠了一阵便走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虽是极平凡的一桩小事，但是，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塘边遇险，贺子珍目睹了毛泽东处事不惊、镇定自若、沉着果断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说毛泽东与贺子珍以前是同志关系，那么，自从塘边遇险之后，他们的关系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已远远超过了同志之间的那种友谊。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陕北合影
从1928年至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被敌机轰炸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
然而，世事无常。人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万里征途上艰苦相依的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有发言权了”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婚变。熟悉他们的战友都知道，他们夫妻矛盾起源于性格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虽性格有时很温和，但火气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也是明显的。而贺子珍，这位18岁就骑马挎枪走天下、历经万里长征的传奇女杰，虽外表温柔，但性子急躁，“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曾和她大吵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到了陕北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已经开始走向权力顶峰的毛泽东，他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党政军重大决策外，还需要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尤其需要加强和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的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他的博学和外向，他也特别喜欢同他们交往，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知识、启示和快乐。因此，毛泽东日渐忙碌，和贺子珍的交流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许多。
而这时的贺子珍，经历长征战火的伤害和频繁生育的折磨，身体满是伤痛。想多做些工作，却深感力不从心。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女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至延安，要强的她知道自己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而毛泽东和自己的交流越来越少，这更让她陷入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之中。
在这种情势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了起来，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更成为他们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毛泽东曾和陶铸夫人曾志说起这件事。毛泽东说：“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而且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8月，同毛泽东怄气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再从那转赴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她没理会毛泽东的劝阻和召唤，当她在西安见到毛泽东派来送信并接她回延安的勤务兵时，她只是请他给毛泽东捎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
当贺子珍准备从西安去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成了抗日的战场。尔后，性情倔强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转道兰州、迪化，最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廖瓦，然后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十个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
正当她沉浸在痛失爱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的消息。
贺子珍与女儿、外孙女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惟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晚年贺子珍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江青等于10月6日被抓起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她还没对江青的垮台做什么评论，只是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满头白发，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
屈指算来，她已经闲散了20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非她所愿，而是环境所迫。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时自己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了，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贺子珍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日子，一同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往事。兄妹俩互相激励着，准备为党和国家再贡献力量。然而，贺子珍从福建到上海后，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最后，医生诊断为中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进了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贺子珍又重新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幸，贺子珍万分痛苦，她并不是为自己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而痛苦，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