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周恩来走出梅园新村17号，自信从容，气宇轩昂。资料图片
5月23日，一部广受关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谍战大片——《一号目标》上映。在该片的首映礼上，导演翟俊杰介绍说，片中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1946年，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驻梅园新村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许多具体情节直接拷贝自真实的历史。说到这里，翟导更感慨：真实远比虚构的精彩。那么，历时10个月的国共南京谈判中究竟发生过哪些精彩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编 者
别克车上密会卧底人员
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后，由于工作需要，从上海购买了一辆美国别克黑色小轿车，并由司机段廷英驾驶至南京，牌号为“京1645”。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不仅乘坐这辆汽车开展了大量工作，还多次利用这辆汽车甩开特务跟踪，护送党的地下工作者到安全的地方。周恩来还曾在这辆车上，与地下党员、“佩剑将军”张克侠秘密商谈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之事。
那是1946年夏末的一天，别克轿车驶出梅园新村，经国府路疾驶而去。车内，周恩来一边盯住后面紧紧跟踪的吉普车，一边对司机说：“把特务甩掉。”轿车飞速钻进一条小路，驶近冯玉祥将军公馆附近的一座公园。
此时已近傍晚，公园外的马路上行人渐少，显得有点冷清，一个身穿军便服的中年男子正在独自徘徊。他就是1929年被中共中央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时任国民党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当别克轿车停在面前时，张克侠透过车窗，一眼就看到了周恩来那熟悉的面孔。他一步跨进汽车，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周副主席!”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克侠同志，辛苦了！”这一声亲切的称呼，让长期潜伏在敌军中的张克侠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车上，张克侠迅速向周恩来汇报了准备起义的国民党部队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眼睛里不时闪动兴奋的目光。最后，张克侠说：“根据以上情况，起义是有条件的。”周恩来郑重地说：“起义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搞成了，可以瓦解敌军士气，有利于我军作战，但要选择好时机。工作一定要细致谨慎，要向国民党高级将领说明我党的政策，争取多拉些部队……”临近分别，张克侠依依不舍：“周副主席，再见了。”周恩来则坚定地说：“我们胜利后再见！”
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一起，率领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38、第180师，还有第77军第132师及第37师第111团共23000余官兵，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进程。
签名法币赢得统战人心
还是那年盛夏，国民党空军的5位飞行员走进新街口的一家冷饮店，发现里间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两人十分面熟。这不是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吗？飞行员们对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见见中共代表周先生，不想在这里巧遇。他们推选一位叫林雨水的飞行员作为代表，一同前去面见周恩来。林雨水对周恩来说：“我们都是归国华侨，是回来参加抗战的，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都不愿意中国人自相残杀。”周恩来客气地给他们让座，并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解放区也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看看。”谈话进行得愉快而随和，5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但因为身上都没有带笔记本，只好从口袋里掏出5张全新的500元法币，请周恩来在上面签字。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笔在法币上写下了“周恩来”3个字。
这次偶遇，让5位飞行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决心。内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他们都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在香港，林雨水进入了中央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职工发动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从香港飞回大陆。驾驶中央航空公司525号客机的正是林雨水。
当年底，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席间，周恩来说：“让你们那位带着亲属一起起义的同志坐到我的身边来。”林雨水高兴地起身向周恩来走去。周恩来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像老友重逢一样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到底到解放区来了。”
一块红绸礼赠代表团新人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工作的同志前后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领导对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关怀备至。许多在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后来都回忆说：当时，谈判斗争虽然艰苦，但是在周副主席身边，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温馨。
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鲁明和林冈喜结良缘那天，邓颖超大姐叫身边的同志设法找来一块红绸，请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在上面题词，作为贺礼送给一对新人。董老欣然挥毫，“天作之合”4个大字一气呵成，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潘汉年、宋平等几十位同志也纷纷签名表示祝贺。周恩来、邓颖超还深情地嘱咐他们：夫妻之间既是革命同志又是爱人，应该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这样才能搞好夫妻关系，才能携手前进。火红的红绸映红了同志们的脸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在他们的心中燃烧。
国共谈判破裂后，1947年3月，当国民党政府责令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限期返回延安时，时局已相当险恶，代表团成员的许多物品都没法带走，但鲁明林冈夫妇对这条红绸却倍加珍惜，带回了北京。
花瓶传承42年和平心愿
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对美方代表的态度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谈判桌下，他仍对美方代表以礼相待，表现出灵活的外交策略。
1946年11月，谈判最终破裂。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0余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行前，他特别委托代表团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将一只五彩人物敞口瓶赠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作纪念。
这只瓷质花瓶高45厘米，沿口直径17.5厘米，最大腹径20厘米，底径为14.5厘米，腹部主纹饰为八仙图，瓶身为不规则的大冰裂纹，为民国初年江西景德镇窑出的仿明代成化年间之瓷器。当时，国共两党胜负未定，就如同波涛中的八仙，在海上各显神通。这是否预示着若要在大海上航行，只有战胜风浪的人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呢？
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人品一向赞赏，十分珍惜这件礼物。后来，他携带此瓶返回美国，悉心珍藏。临终前，他嘱咐秘书傅泾波：“余过世后，此物当归还原主。”傅泾波牢记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在1988年得知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办公旧址将建成革命纪念馆的消息后，老人让女儿傅海澜将这只花瓶护送回来。当年5月26日的上午，梅园新村30号举行了隆重的花瓶交接仪式。至此，这只花瓶从周恩来赠送大使到司徒雷登悉心珍藏，后由傅泾波保存，再由其女儿护送，已辗转经过了42年。当年，它带着和平的希望远渡重洋，如今，它更满载平安的祝福回到了梅园新村。
（作者为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