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上海，这座计划经济的重镇，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市场取向改革加速启动的挤压下，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计划管制使上海原料、能源短缺加剧，而工业产出品价格则被控制难升，使上海经济增长率处于全国平均速度以下的排次。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探索并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路。他关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功能的重要指示，指出了上海80年代改革、发展艰难的原因，也为上海率先赶超，加速市场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从计划到市场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尽管这次谈话仍然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但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对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的最早也是最深刻的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从邓小平的新思路到全党的认识，毕竟还有一个实践的印证和理论的成熟过程。同年7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巡。他先是来到安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黄山。游完黄山后，邓小平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并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这一年，邓小平75岁。从黄山下来后，7月16日至25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工作，住进了“414”的一号楼。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过来，亮出了这几天来的想法。他用手指画了一个大圈，指了指“ 414 ”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邓小平又说：“这是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邓小平与中共上海市委的几位负责人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其间，邓小平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领会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衙门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市委作了专题研究，成立了修建“414”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组长。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 1980 年“ 414 ”正式挂牌“西郊宾馆”对外开放。“414”开放以后，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国家元首和其他一些外宾，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414”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将“414”大门打开，让其走进市场，发挥经济效益，这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要求。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邓小平又多次反复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提法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是第一次使用，邓小平使用的两个“调节”，其意蕴是很深刻的。1983年春节前夕，为了实地考察和了解本世纪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到了江苏、浙江。也正是这次考察，一个蕴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对于上海来说，上海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单一模式的发展，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传统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开始就让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那么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上海的改革、上海的市场经济走向，不能不成为邓小平和党中央慎重考虑的问题。
遵照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的市场改革首先在农村兴起。其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改变统购包销的流通体制改革和调整放开价格的价格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
1983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后，返京路过上海，在上海作了些停留。江苏、浙江经济的大发展感染了他。他想看看上海的市场、看看上海人民的生活。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建于1979年10月15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150米，场地使用面积达545.92平方米，设有摊位50～60只。市场两边是居民，还有3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在这种环境中，农贸市场采取见缝插针，分类设摊，做到整齐清洁，使市场管理不断完善，得到了多方好评。邓小平下车后，首先到市场门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随行人员解释后，邓小平随即走向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邓小平问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工作人员回答：“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商店。”之后，邓小平又来到个体户的摊位前，询问了刘洪珍：“这鲫鱼、冬笋、乌贼鱼的价格。视察完胶州路市场，邓小平前往曲阳新村视察。
曲阳新村是70年代末期，市政府筹划建造的13个新村小区中的一个，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当时曲阳新村的建设速度最快，至1982年底，曲阳新村的西南小区已经建成，小区配套设施齐全。9时50分，两辆乳白色的面包车驶进了新村，在新村的菜市场门口停下。邓小平从第二辆车里走了出来。他身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微笑，神采奕奕。他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走上前去问道。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说。 邓小平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 在蔬菜柜台前，邓小平问两个营业员：“你们在这里做好不好？” 两个营业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邓小平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 当听到回答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开心地笑了。 2月26日，邓小平离开上海返京。
回到北京之后，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邓小平对上海农贸市场、百货商场的视察和肯定，促进了上海的商贸改革，一批特色市场先后建立。此后，上海兴建了永安路黄鳝交易市场、三官塘桥禽蛋市场等一批市场，“小黄鳝游进大上海”、“百万雄鸡下江南”，形象地说明了上海一些特色市场的繁荣和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枢纽地位。
市场促进了生产，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市场带来了经济繁荣。随着全党对市场认识的深化，80年代上海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也不断发育、成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市场改革，关注着上海。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并再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1个多月后，他在上海视察时他又一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2年初，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在这一年的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了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 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看到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非常高兴，在女儿的鼓励下，买了四盒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党员马桂宁用包扎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 离开商店，在电梯里，邓小平的女儿对父亲说：“这可是建国以来您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事后，家人问邓小平在店里看到些什么，他幽默地说，“我看到的是一片人噢!”面对创造着上海今天和明天的人民群众、面对上海繁荣的市场，邓小平心中荡漾着无限的春意。同时，也更坚定了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看到上海市场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使邓小平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邓小平想得更远。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上海要进一步发展，走向世界，金融业发展是当务之急。
1991年春，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期间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盘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的这一段论述，既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明确地指出了金融改革的关键作用。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祥地，然而解放后，从50年代初起，上海对官僚资本的银行进行接管，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对私营银行进行改造，全部银行业务由唯一的国家银行中图人民银行承担。由于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金的供求由财政统收统支，金融业的功能极度萎缩，上海亦不复远东金融中心的盛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沉睡的上海金融业开始复苏。邓小平考虑的是要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角度，来审视和全面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组成部分的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
作为昔日远东金融中心，上海作出了快捷的反应。1984年11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公司成立。不久，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解放后第一张规范化股票，首期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股票；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证券业务部首先开办股票上市买卖业务；……
1986年11月13日，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才一个多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会上美方有20多人发言。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14日，邓小平会见了凡尔霖一行。凡尔霖因为荣幸地受到了邓小平亲切接见而激动不已，就将一枚他们交易所成员的证章，郑重其事地赠送给邓小平，还说：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您戴上它，就可以在我们这座世界性的金融大厦里通行无阻了。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这下可忙坏了中国人，回送个啥？送美国人一张股票。邓小平委托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回送凡尔霖一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股票作为礼品。陈慕华于是选了一张淡绿色花边，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式样的小飞乐股票（全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派人专飞北京送去一张小飞乐股票。当约翰·范尔霖从陈慕华手里接过这张股票，成为第一位拥有新中国股票的西方金融家而兴奋不已的那一刻，他没有忘记询问：“这股票上写的是谁的姓名？”一听不是他，是上海人行副行长周芝石。他立刻说：“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去办理一下过户手续。”约翰·凡尔霖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花2000美元雇警车开道，过户了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没有成立，只有刚开张才一个多月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上市买卖业务。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西康路101号。其创始人是黄贵显。黄贵显清楚地记得，那是1986年11月23日。被当时一些人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和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见面了。作为受访的主人，黄贵显等人最大的不安，就是营业处太小太小了，只有十来个平方米，无非是一只小小的股票交易柜台，如此寒伧，总觉不安，连声说：“我们刚刚创办，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约翰·范尔霖却自有他的审视目光，回答的却是满口称赞：“很好啊，瞧，还有电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吗，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交易的人要遭受日晒雨淋，比你们现在的条件差多啦！”这是出自约翰·范尔霖内心深处的话。
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上海金融改革在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又打破了单一资金调拨局面，开拓多种融资渠道，初步形成了以同业拆借、票据贴现、证券买卖、外汇调剂为内容的金融市场体系。1986年1月，上海开办了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业务，1988年发展成为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允许国有企业进场参与调剂。
如今，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外汇交易中心；1986年8月，上海成立全国第一家有形的短期资金市场；1987年4月，交通银行在上海重组，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0年12月19日，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逐步扩展成为全国性的证券市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在现代金融业务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是当时我国金融业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在全国金融业推广、发展此类业务，具有示范性的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在国际金融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上海进行股份制改革，搞小飞乐、延中实业，开办证券市场，引起人们的疑惑和争议。1990年，针对人们对股份制改革、对股票、对证券市场的疑惑和种种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股份制还得要试。2000年8月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市工业党委、市经委调研时指出：“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邓小平）的支持，1991年上证所可能就关掉了，上海的股份制改革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上海金融改革得以加速。1991年4月，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1992年1月，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1992年9月，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重返上海。上海在金融市场产生之初，就力求按“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的要求培养和发展它，从而使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发表谈话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把证券市场看作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鼓励大胆尝试。这些论断澄清了人们长期形成的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产物的认识，为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又给上海的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股市受此影响走出强势行情。同年5月21日，沪市股价全面放开，股价直线飙升，上证指数当日就以1260点跳空高开，比前一交易日涨643点，最高点达1335点，当日以1266点收盘，涨幅达105%。
伴随这次思想解放，中国股市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推广到全国。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决策。
从此，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邓小平的金融思想，给上海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各类金融市场平稳、规范发展。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黄金、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在内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是国际上少数几个市场种类比较齐全的金融中心之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联合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