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唱歌在延安成为一种盛极一时的风气。学校里唱歌，部队里唱歌，工厂、机关里也唱歌，“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
每逢开会，各单位、各部门的队伍，总是踏着歌声走来，踏着歌声回去。开会之前唱歌，中间休息的时候也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是没有的。开会前各路队伍的互相“拉歌”，是一场集体唱歌竞赛，被称为“歌战”。会前，抗大、陕公、女大、鲁艺等学校、机关，排着队伍，举着旗子。进入会场后，一场激烈的“歌战”便开始了。每个队伍里都有一个指挥者，指挥者不但唱歌唱得好，而且富有鼓动性，既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高亢激昂，唱得整齐有力，而且有办法激励其他队伍一唱再唱，唱得尽情尽兴，唱得痛快淋漓。好的“歌战”指挥者也便成了当时的“明星”，有人还给他们起了绰号，什么“干一场”啊、“手榴弹”啊，等等。
在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指挥者先伸出右手向前一指，给一首歌的第一个音节定下调子，然后便率领大家用同一种音调唱起来。歌快唱完的时候，指挥者的两臂用力一收，歌声便戛然而止。“这样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一种号令。千人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听着统一的号令战斗。”延安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场面、这种气氛。
“歌咏城”延安的主要歌咏形式是合唱。1940年5月15日，成立了延安青年大合唱团。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生金紫光担任总团长，毕业后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汪鹏等人担任副总团长。总团下设中央党校、抗大、女大、陕公、行政学院、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印刷厂等八个分团，人数共约500人，延安青年大合唱团演唱过《青年大合唱》、《抗大大合唱》、《女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等合唱歌曲。他们后来与同年9月成立的延安合唱团合并，由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生时乐蒙担任团长，继续开展群众性的音乐歌咏活动。
歌曲本来就是具有最直接的感染力和煽情性的艺术样式。人们在这种集体的大规模的歌唱中，更是容易宣泄难以抑制的激情、冲动，甚至是狂热。高亢有力的放声歌唱，是一种集体的抒情，是一种情感的巨大释放。个体的微弱声音，汇入、混合在强大的众声之中，从而在雄伟的气势和宏大的音量中，每个人都感到了集体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成为集体之一员的力量。
“延安的歌声漫山遍野……山上河边，无处不唱。”开会时集体唱，平常个人也唱。有人站在山坡上放声歌唱，有人驻足延河边引吭高歌，还有人一边走一边唱。朋友或同学相聚时，唱歌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此，一位电机工程师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吴伯箫则认为：“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唱歌呢?”李清泉也说过，解放了的主体需要情感宣泄，所以那时唱歌总是那么有劲，不知疲倦。是的，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以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自由感”。这也就是延安被称为“歌咏城”的根本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