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28日开馆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已成为全国各地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宣誓，成人仪式，新兵入伍，老兵退役和重大纪念日、节假日多种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邓颖超，被亿万中国人亲切地称为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革命历程中，有着许多婉约细腻、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有人评价说，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伟人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邓颖超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协议，很多人要求邓颖超出任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始终都没同意。邓颖超回忆:“定工资时，蔡畅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六级;国庆10周年我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人员的名单，他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
其实，以邓颖超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外，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重要职位。此外，邓颖超对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官风官气、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请客送礼、特殊化等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她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她常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
1976年12月，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马上就有人要为她换车。邓颖超说:“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1958年就自动精减了警卫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我当了政治局委员，有人建议我增加秘书、警卫员。我对他们说，我还要坚持原来的那样，一切待遇不变。我们一切照旧啊!”
她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职位变了，只是加重了我对人民服务的任务，加重了我的责任。在我们党内也好，政府机关也好，只是分工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责任轻重大小的不同。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人民、党的利益。”
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邓颖超坚持和工作人员一起吃。
邓颖超一生都在设身处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着想，在对待自己身后事问题上也是这样。1978年7月1日，邓颖超特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安排自己的后事——
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写完遗嘱后，邓颖超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之后，她还多次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
邓颖超去世后，她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在全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诗人臧克家发表《遗言动人心》的短文:“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它，是一座丰碑，鼓舞人向高处攀登;它，是一面镜子，让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剂，使尘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则万金难买可以传之后代的箴言。”
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到，她没有个人财产，在她最后病逝的时候，坚持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补的旧西服，用的是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她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向中央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不留骨灰，房舍交公，不给亲属任何特殊的照顾。“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是对邓颖超一生的真实写照。（徐伯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