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县魁星楼（速写） 闻一多
新诗社章（篆刻） 闻一多
时代评论社章（篆刻） 闻一多
闻一多先生（1899年—1946年7月15日）是毛泽东誉为“拍案而起”的斗士，他与梅兰芳是不谋而合的“蓄髯明志”，发誓“抗战不胜，决不剃去”。但他不像梅先生，只是一道浅浅的唇须，而是下巴之下一大把浓密的长须，是位历经沧桑的长者、智慧内敛的学者形象。他大智大勇，义无反顾，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纪念遇难于他前四日的李公朴时怒吼：“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果然，他“前脚跨出大门”，就遭暗杀，倒在血泊中，壮志未酬的长须，仍在唇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可在抗战胜利的同时，反动派发动内战，中国人民继续为反内战、争和平而流血抗争。纪念胜利，当纪念他。
对闻一多的纪念，既为他的“拍案而起”，也为他的《匡斋尺牍》《楚辞校补》《管子集校》《唐诗杂论》等等考索赅博、立说新颖，且借鉴、“拿来”他在外学习所用的研究方法于中国文化遗产的累累硕果。学术界之外的一般读者，更熟悉他为新诗运动的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常常疏忽乃至忘记他最早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画家。
他1922年赴美，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罗拉大学学美术。只是“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同时“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才将之前在国内写旧体又偶尔为之的新诗，续写并多写，并将诗稿寄回国内，要吴景超、梁实秋为他自费出版。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诗集《红烛》。上海泰东图书局为诗的光彩，不要他自费。但因为考虑经济问题，“我从前想加插画的奢望，也成泡影了”。这位传统文化学养很深的学者，仍持诗画相融映美的观念，“奢望”想加的“插画”，也一定事先有所考虑和准备，即使没有全部画好，也不会一幅没有。可是，因为市场的“经济问题”，使一本原本我们可以从中既能欣赏到新诗，又可欣赏到作者绘画艺术的名著《红烛》中，有关的“插画”片纸无留。
1925年“五四”，他离美归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从事美术教学，还梦想创办一所“北京艺术剧院”，除他本行的舞台设计，编、导一手揽。在军阀混战的世道，那更要成泡影。此时的诗名，并未使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加上“插画”，是否也是因为“经济问题”，不得而知。插画缺失，他试将诗句的排列方式，赋予绘画视觉艺术之能，效果显然。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对此，一般地说它是“格律”就行了。可是，因为《红烛》没用插画所留下的遗憾，以及它形式“自由”于一定的散漫，却让闻先生在它之后的《死水》，以如此排列的形式，所予以吟诵的节奏和音韵，融合于视觉的艺术之效，以补之前遗憾之愿。不论效果如何，它所缘由的绘画情结，是同一于美的双向追求，就不宜简单地视为形式的“自由”与“格律”之别了。
其实，先生缘于绘画情结的戏剧梦，也是这种同一于美的双向追求。他坐科学画时，就有舞台美术专业。战前同样成了泡影的创办剧院之梦，战时在“西南联大”，倒过了一把舞台瘾。学校有关抗战宣传，或外面的公益演出，常常请他出马。他以自己的舞台设计之长，常常不是配合，而是调动导演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力，有时还会粉墨登场。“联大”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孙毓棠，对诗和舞台的热情，远远胜于对自己的专业，与闻先生颇为相投。他获牛津皇后学院研究员，就是闻先生推荐的，他的演出活动，也是非找闻先生不可。听他生前讲，闻先生为每出戏，不仅平面设计，连人物造型、场景画面的立体效果图，都画得非常认真、生动，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创作。可是，战时乱世，缺个心眼，未将它收集保留下来，否则，也是一批无价之宝。然而，多才多艺的闻先生，似乎只求参与其中的欢悦，别的则无什么考虑，可惜也只好可惜了。
1979年，我做《闻一多诗集》的案头工作时，因为他家已将有关文稿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借阅、使用，必须要有家属出示我与他们家有亲的证明才行。为此，我很冒昧地找了当时健在的闻夫人高孝贞和他的两位公子闻立鹏和闻铭。好在立鹏继承了有绘画情结的父业，是我熟悉的美院教授，有此门路，也好办事。由此我也冒充了一回闻先生的外甥。虽然早出晚归抄写那些不能借出的手稿很辛苦，但也很值。此事不仅本身意义重大，事成后，他家还送了我几张照片，不是外面经过多次翻印，而是用原底片直接扩印的闻先生的照片。在取出的一堆旧时文书中，我见一张“安南县魁星楼”的速写画稿，眼睛一亮，十分惊喜，看了又看，不知该说什么。那时，除了北京饭店，我还没有在第二个地方见过有复印机，并且复印一张就得花费一元美金，除了印证件、契约的，很少消费于此。就是舍得钱，若非饭店住客或在里头办事，也不好为商务复印走进去。想了半天，我只能提出即借即还，拿它到外面照相馆翻拍一份留个纪念。
这是我看到画家闻先生唯一的一幅画。
1948年“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也收过“石板冲”和“飞云崖”两张速写画稿，它们都应是1938年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学校从长沙迁昆明的途中之作。当时，由于战时交通条件不便，这所刚挂名无有任何校产的大学，只能自寻路行。闻先生徒步，与同行师生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不论是学校的安排，还是师生的自觉，都让逃难的险途，变成了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这也是在战争中创造了教育奇迹的名校之所不同处。他们，照闻先生说，“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他还“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从他的序言中能看到，此中有刘兆吉同学的《西南采风录》之成果，不为我辈所知者，自然更多。闻先生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自然不能不为所动，也不忘发挥绘画的本能，沿途画些速写，作为西行的历史纪念和徒步“收集”的收获。由此可以肯定，画作原是一大组，绝非仅有现在看到的这三张。
随着学校正规了，抗战是长长的八年，加上物价猛涨，他子女又多，“有些交不成饭费或生病医药费无着的，先生总是东借西凑千方百计地替青年解除困难”。“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夜以继日代人治印以搏升斗”。战前家里可以请厨师的大学教授，此时却愁断炊之危呀。闻先生“搏升斗”的“治印”，传统文化也是列为书画的一大类的。从个人来说，这也是他绘画技艺的延伸。除了免费篆刻的团体公章，闻先生所治之印，誉满春城，贵于品质。在此，我们也为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时的苦难和付出而感到辛酸。
湘滇途中的速写，先生怎么处理或怎么散失，都不可知，仅存目前所知的这三幅。《全集》上的，受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印得模糊不清，若未保留原稿，今日扫描，也无法改善，比之我翻拍的《安南县魁星楼》的效果差很多。若无别人翻拍、出示，它则是目前公开见到闻先生唯一的最好的一幅画。虽然不是什么大型的、大题材的作品，但从它娴熟的笔线中，仍可看到先生科班出身的功底。
虽然画家平时别无它念，只求参与其中的欢悦，但它仍可唤起我们审美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联系到具体的闻先生之为人、为艺术所追求之美，乃至他在抗战期间的艰辛与付出，尤其是保卫抗战胜利成果的流血牺牲。在此，难道我们不该多思多看两眼他画这一抗战时还未遭破坏的一角山河之情，沉思他此前不论还有多少艺术与人生追求中的遗憾，最后都圆满于人生的壮美么？
（作者为《诗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