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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罗亦农同志

  • 文章来源 : 河南党建网
  • 发布日期 : 201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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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党建网5月21日讯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罗亦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青少年时代投身革命,年仅26岁就壮烈牺牲。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历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部长(主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等重要职务。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党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罗亦农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又是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先驱者之一。他曾经参与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湖北秋收起义等农民武装暴动。无论是领导城市工人运动还是农村武装斗争,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1902年5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19年,他赴上海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由上海中共早期组织选派,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同志一起远赴苏维埃俄国,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年底,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党的组织,罗亦农同志由青年团员首批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925年,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大地上由南向北掀起了国民革命即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罗亦农、王若飞等同志回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罗亦农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国内,立刻投入火热的斗争。5月,被党中央派赴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会后他留在广州,任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反帝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在罢工中,他站在斗争最前列,亲自起草言简意明、通俗易懂的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鼓舞工友的斗志;他成功协助罢工委员会,采取妥善措施,解决了进入广州的20多万香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参加人数达25万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大罢工。罗亦农同志为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12月,罗亦农同志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在他和区执委领导下,上海先后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工人罢工200多次。1926年9月,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审时度势,果断地提出举行“民众暴动”、实行上海“人民自治”的主张,决定成立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同年10月到翌年3月,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先后失败。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起义以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的形式开始,随即转入武装斗争。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达到80万。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罗亦农同志协助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同志精心谋划、周密部署,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经过30个小时浴血奋战,工人纠察队终于占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一年多以后,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六大作军事报告时,曾高度赞扬了罗亦农同志,说他“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罗亦农同志来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起任常委),从此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会后,为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罗亦农同志与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开会,共同布置了湖北秋收起义。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将湖北全省划为六区,各区分别成立指挥暴动的特别委员会。罗亦农同志提出暴动首先从鄂南打响。8月底9月初,他两次赶赴鄂南,部署并亲自指挥暴动。9月8日晚,以在中伙铺车站截击敌军用火车为起点,暴动正式发起并且旗开得胜,随之迅速席卷鄂南地区。紧接着,农民武装暴动的烈火在鄂中、鄂西、鄂北、鄂东等地蔓延开来,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达数万人。湖北秋收暴动的举行,为后来鄂豫皖、湘鄂西等处的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孜孜探索者
 
  罗亦农同志是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党内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也是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先行者之一。早在赴苏俄学习期间,他就强调理论学习要“力免学院派式的研究”,“研究工作要注重事实,同时要特别注重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具体事实的分析和处置”。在苏俄学习和回国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各种问题,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发表理论文章、报告、演讲以及大量的会议发言等形式,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
 
  罗亦农同志较早地提出要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虽然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但认为国民党应是革命的中心势力,处于领袖地位。远在莫斯科的罗亦农同志看到三大决议后指出:“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非无产阶级去指导不可”,“故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指导国民党”。党的四大召开之前,他多次主持旅莫支部会议,就国共合作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策略问题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十项提案”,派人带回国向四大陈述,对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发生了重要作用。1927年他通过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实践,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指出:共产党“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是“革命成功之保障”。这是关系到共产党存亡的问题,我们“丝毫不能退让”。
 
  罗亦农同志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并加以研究的领导人之一。还在1923年5月,他就指出:“中国农民最多”,因而共产党人不应仅研究工人运动,而应研究“工农运动”。他较早地注意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工农联盟是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必需,也是农民求得自身解放的必由之路。1925年5月,他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期间,撰写了《“五一”纪念与农民》、《今年五一广州之两大盛举》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强调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和维持革命胜利的保障。
 
  罗亦农同志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的重要性、最早参与领导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工人自己的武装,不然,将来就有吃国民党子弹的危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不仅注意党对武装起义的绝对领导,而且加强了对政权的领导。他强调:“我们党要积极取得民众革命领导的地位”,“直接取得民众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否则,民众拿不到政权,则北伐等都为空虚”。他强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工人武装是“自己解放的保障”。在北伐胜利的欢庆声中,他以高度的政治敏感,觉察到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的分裂危机,提醒全党注意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以防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大革命失败后,罗亦农同志从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成为率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领导人之一。两湖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提出应当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有政权、有武装的“割据”,并初步论证了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条件。
 
  罗亦农同志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为党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忠诚实践者
 
  罗亦农同志从1921年赴苏俄学习到1928年在上海牺牲的7年中,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罗亦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在思想建设上,他明确提出党员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清算宗法社会思想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建设上,他在担任旅莫支部书记期间亲自拟定严格的训练计划,提出要以铁的纪律“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在作风建设上,他主张党员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要联系群众和深入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身体力行,模范执行。
 
  罗亦农同志重视党员干部的培养和培训工作。早年他曾介绍刘少奇等一批同志或转党或入党,以后在广东、上海和长江局所辖各省,他努力恢复、整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党的干部。1925年12月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后,他迅速恢复和扩大上海党组织力量,使全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300人增加至2500人,为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罗亦农同志曾经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主持数期干部培训班,为党的早期干部培训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1925年10月,应李大钊同志之请,中共中央决定罗亦农同志任北方区委党校校长。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办的党校之一,罗亦农同志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这所党校办了将近3个月,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任上海区执委会书记期间,罗亦农同志还秘密举办多期基层党、团组织及工会负责人训练班,培训骨干百余人,并分别举办党、团部委书记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
 
  罗亦农同志积极主张反对党内的消极现象。他形象地把中国共产党比作一部机器,认为共产党员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机器运作是否灵敏有效,全看各个部分担负的工作如何。他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1927年10月在规划湖北的工作时提到,要完成革命任务,“必须要一个好的健全的党”。当发现一些党员存在贪污、畏缩、欺骗、脱离群众等现象时,他坚决主张“很迅速的将党的组织、党员的精神、党中的习惯根本改造”,并提出了包括“最严厉的处罚与开除党中腐化分子”等多项措施。同月下旬,他在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作《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报告时指出:“对于消极的、不好的领导分子,马上即须与以处罚,因为一个领袖都有一部分群众,他们的态度不良,影响极为重大,所以必须严厉处分,丝毫不能妥协。”罗亦农同志的这些探索和实践,对于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
 
  罗亦农同志短暂的一生,实践了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敢战斗、死而后已的崇高理想。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他在上海被捕,21日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罗亦农同志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悼文,称赞他“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
 
  罗亦农同志的革命精神之所以成为全党党员之楷模,是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正是由于理想信念的坚强支撑,无论在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遭受挫折的时候,他都能够舍生忘死地为党工作,从不气馁、从不消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加入党的队伍后说过,要把自己和同志们训练成“忠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新党员提出希望和要求时,总是说:参加共产党“不是来享福的,乃是要来受苦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召开党的骨干会议,鼓励同志们坚持战斗,指出黑暗是暂时的,上海80万工人是杀不完的。他说:“要改造几千年的社会,自然要受很大的压迫”,“我们如害怕,就不是一个共产党”。“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革命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努力”,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胜利终是我们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上海等省市,坚持和领导革命斗争,鼓励同志们在困难面前不要灰心,在逆境之中不要气馁。“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句话,他总是挂在嘴边。就在满腔热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战斗工作的时候,他不幸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这是罗亦农同志英勇就义前留下的绝命诗。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既是他为真理、为信仰献身的崇高境界的生动展现,也是他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和顶天立地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罗亦农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光辉战斗业绩和崇高品格风范却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罗亦农同志,就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发扬他“热烈的革命精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念,扎实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于直面各种困难的挑战和各种风险的考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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