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新政协召开前的复杂形势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晚间，毛泽东又秘密致信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商讨成立政协的具体事宜。
在“五一口号”发出后三个月的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因为，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均有热烈响应。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民主党派的两份通电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直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他通电及宣言。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人们不由得不诧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定在解放区没有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以平津召开最好。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谭平山认为：任公（指李济深，其字为任潮）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头功！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这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兼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异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面对以上局面，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个中滋味，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吴足观摘自《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郝在今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